芮塔·菲尔斯基 (Rita Felski)《现代性的性别》(The Gender of Modernity)，第六章：新视野：关于进化和革命的女性主义话语，南京大学出版社，译者: 陈琳 / 但汉松（校译），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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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性占据进化论的核心位置，这一做法显然具有挑衅色彩，因为它破坏了一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历史观。施赖纳和斯威尼都认为，女性因为身为女性而在种族发展中扮演了推动世界历史的核心角色，女性的地位是衡量文明进步性的标准。她们对这一观点的具体化，反映了女性主义进化论也是多样的。施赖纳在本质上采用的是社会学视角，而斯威尼则采用的则是生物学视角；施赖纳假设两性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而斯威尼则主张性别两级差异论，而且认为女性占有进化优势。然而，除了这些内容上的差异，《妇女与劳动》和《妇女的觉醒》都得益于一种共同的社会有机体和进化范式，这种范式决定了她们的论证模式、情节排布和演说方式。它不是可以随意采用或抛弃的分析工具，它根植于当时人们的常识态度中，其存在几乎是隐形的，影响了人们对现状的批评话语，无论这种批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她们发现革命者的男性气质与自己的女性气质不可避免地形成张力。因此，成为一名革命妇女就要冒着去性别的风险，这种危险在许多新闻报道和政治漫画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女性参政论者往往被刻画成怪诞的、男性化的、无性别的恶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激进女性主义者经常表露出她们是受环境所迫才放弃了自己的女性化本能。同时，激进女性主义者深知革命主体被俄狄浦斯化，并试图想出权宜之计，她们于将自己的行为说成出于战略需要，而不是心理需要。例如，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经常声称自己“本质上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讨厌暴力，讨厌混乱”。这种对革命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尤其体现在女性主义者对自己外表和着装的关注上。很多作家评论过，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自我形象特别优雅，尽管她们会当街用锤子敲碎商店橱窗，或者奋力抵抗警察的逮捕。她们穿漂亮的裙子，戴宽边帽，外表时尚，刻意避免一切男性化暗示，想要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的固有形象。在这里，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现代女性遇到了作为消费者的现代女性；正如该时期的许多照片所显示的，女性主义者可能既具革命性，又具女性魅力。”

BGM：
Jacqueline du Pré - Sicilien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