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一个巅峰。

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中期集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出道”较早、主导了变法的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大于苏轼，也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成为“贬谪文化最强音”和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

这对朝堂上的政敌的关系在元丰七年（1084年）发生了重要转折。

这一年，苏轼离开黄州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一路游玩的苏轼离开写下了《题西林壁》的庐山后，经过安徽抵达江宁府。在这里，苏轼会见了罢相8年的王安石。

此时的两人，一个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这一对政敌的会见为人津津乐道，两人相见的情形以及两人相谈的内容也是众说纷纭。在苏轼8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经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一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愿。

同为旷世天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苏轼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王安石最初是如何相遇的？他们是如何从政见不合到相谈甚欢以至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