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和列传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明君，唯一的污点就是玄武门之变。他在史书中的记录不免有过于理想化的夸大。甚至从功绩的连续性看来，许多唐高祖和隋炀帝的作为，也被记录成他的功劳。客观上说，作为继业者的李世民，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缓解了横在他面前的这三个矛盾，将功劳归于他也无可厚非，只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谨慎历史里抬高贬低的私心偏好。

接下来，我将通过 重编《氏族志》、远征高句丽、制度建设这三个方面串联起李世民文治武功的贞观时期。

第一针对门阀的阶层观念：李世民登基后6年，分别于633、638年两次重编《氏族志》，第一次是执政之初的施恩，第二次则是示威。这个排行榜决定了当时氏族地位的先后顺序和背后的话语权及利益。第二次再编排行榜，加入他政治斡旋的考虑，重新分配了氏族的地位。通过构建平衡，让当时的大氏族听命于自己，解决了南北方氏族对皇权的掣肘，（虽然时代不同不能拿隋文帝对比）方法却很巧妙。这个氏族排行也伴随了唐王朝整个生命周期的门第观念。直到200年后黄巢的出现。或许200年在我们看来是历史里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200年的故事十分精彩，给我们留下了 文人骚客旷世奇才的诗词，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的贸易规则，思想解放宗教自由的精神世界。

第二围绕着执政正当性的构建，面对“玄武门”之变后心里阴影，李世民曾破坏规矩的查阅自己自己的起居录。并要求记录者褚zhu遂sui/良进行美化。探究这种心理背后的缘由是：此时他已经有一种深深的“罪耻”感。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有“羞耻感”是难得的品格。历史上又有几位皇帝给自己搬过“罪己诏”呢？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其中之一，对比秦皇汉武的发展是以牺牲国民生活为代价的，李世明也确确实实是一位优秀的、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此时，太宗皇帝需要做一件功绩证明自己的事情，以消除玄武门之变的“罪耻感”的影响，不但可以令宗室、贵族、官僚阶级稳定的支持自己，也可以让后世的子孙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