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说服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也是为了取得具体的效果。说服也就是运用语言来对具体的他人作劝说、解释、说明，以期对他们有所影响。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叫珀托（Peitho）的劝说女神，她也是诱惑女神，在公元前5世纪的陶瓦图画上，可以看到她在爱神厄洛斯（Eros）的陪伴下劝说希腊妇人的场景。在英语中，说服（persuasion）一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敦促”和“甜”，也就是好言相劝，与希腊语“劝说”一词的“令人欢愉”和“甜”是相同的。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则《太阳与风》的故事。太阳与风相互夸口说自己最强，于是他们进行一场比赛。风看到一个穿着外套的行人，就说，“谁能使这个人脱掉外套就算赢了”。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行人感到身体出汗了，就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论辩术”（dialectic）发明人的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称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说服是欢迎他人加入对话，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01:55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09:48 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 15:05 “让说理”和“学说理” 20:27 说理的三个因素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2009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不高兴”先生要学会说理》，我谈到《中国不高兴》的一些逻辑谬误和非理性话语特征。有的读者觉得意犹未尽，希望我能把公共话语理性问题再谈得深一点，有的想知道有什么逻辑教科书可以让初中学生尽早学习逻辑理性思维，还有的更是直接指出说理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缺乏民主政治程序的根本条件的当下中国，公共说理实在太少了”。这样的反馈，使我觉得有必要就公共话语理性在中国的匮缺再作一些讨论。让我先把那篇短文引述一下。 读《中国不高兴》，令我想了一件事，几年前，一位在南京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觉得需要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帮助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 在国外，这种训练从初中就开始了，经过高中，再到大学，不断加强，让学生培养与他人交往时必不可少的说理习惯。且不说高中、大学教育，单以加州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使用的英文课本Sharpen Up!为例，就有“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章节，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在写和读的过程中，不骗人，也不被人骗。其中许多“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带有欺骗性的说法）在《中国不高兴》中随处可见，这里就用这个初中课本列出的几种谬误来举几个例子。 过度简单化：“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如果“消费”真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还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刺激消费来帮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 浮泛空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地全面腐朽。”美国社会真的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了吗？这种不留例外的普遍概说，只要有一个反例即可不攻自破。 循环论证：“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有生物性，所以滑稽；滑稽，所以是生物（不像人）。 虚假两分法：“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锺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要么十足地“有”，要么一点“没有”，原创性真的是这么比量出来的吗？再说，《中国不高兴》的五位作者自己是不是也包括在这几十年的“不像样”人群中呢？ 无凭据推理：“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有凭据吗？中国拥抱了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了吗？接受西方的普遍人权论了吗？ 谩骂、粗口、唱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你看他们（读书人）或一头扎入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把人骂成“狗”或诬蔑为“妓女”，有教养吗？“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既然“肯定没有好结果”、“注定要失败”，又何必还要去讨论呢？ 不当类比：“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说国家是黄瓜，又是老的，是说历史长远吗？美国不过20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呢？ 从Sharpen Up!这样的初中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语言教育，不只是读写的技能，而且更是通过学习使用文字语言，养成公共说理的理性思考习惯。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这就需要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说理对方。对对手要宽容、厚道，陈述对方的论辩时应该尽量做到全面、准确、心平气和，不要一开口，就“我不高兴”、“我生气”。这些都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们需要补的功课。许多读者受蛊惑而浑然不觉，他们虽受过教育，但缺乏基本的理性辨析能力，是不是学校教育中有了严重的疏忽和失败？ 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是如《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所说的，要“刺激”什么人或者要出什么气。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而说理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公共说理是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中国的公共说理机制还不健全，提高公共话语理性的自觉性应该成为各阶段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项目。 06:02 一 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 14:55 二 公共说理习惯必须从小培养 25:33 三 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37:37 四 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50:26 五 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 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徐贲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当年荣登“网易公民阅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之首)《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徐贲先生在美国大学教授论证与说理写作20余年，深谙说理教育培养之道。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专为中国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而写，实践性与人文性兼备，堪称培养有效思维、学习理性对话的启蒙读本。

唯一不会抑制进步的原则是：一切顺其自然。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反对方法》

核酸造就了人类，使我们即使在月球上也能繁衍生息。 ——索尔·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

想要成功，反而不要以成功为目标；只需要做你喜欢和相信的事情，成功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

我告诉你：你必须接受自己内心的躁动不安与彷徨无措，因为它会使你成为一颗闪亮夺目的星。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为了证明美国正在进步，你可以展示各种各样的证据：学校的考试成绩、犯罪统计率、逮捕报告，或其他可能让政治家顺利当选、让普通职员获得晋升的任何东西。在制定了此类统计标准之后，机构中的许多人就会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让它看起来有进步，哪怕实际上根本没有。 ——大卫·西蒙(David Simon)

我没有去看，而是去寻找。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抓住每一个时刻的独特新奇性，享受意料之外的快乐。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

在我们所列举的所有偏见中，也许还有一种最根深蒂固的先验性谬论或自然偏见；它不仅在古代世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仍然对许多最有修养的头脑拥有几乎无可争议的支配权……这就是，一个现象的条件必须，或者至少可能会，类似于现象本身。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ewart Mill)，《逻辑体系》

我不会追随小路的方向，而是前往无人踏足之地，留下自己的足迹。 ——莫瑞尔·史多德(Muriel Strode)，《风中的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