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的书叫《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Three Came Home）。作者是位美国女作家Agnes Keith。 《万劫归来》是作者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三部曲写的是作者二战前、中、后在南洋生活的经历。作者在1934年和一位大英帝国北婆罗洲的林业官Harry Keith结婚，婚后随同丈夫移居到了北婆罗洲的首府山打根。第一部《风下之乡》（Land Below the Wind）《风下之乡》写的是他们定居山打根的故事，是一本从容雅致又幽默的南洋生活画。这本书在1939年获得了《大西洋月刊》的“非虚构类作品奖”。 在《风下之乡》的最后，二战已经逐步蔓延到了南洋。第二部《万劫归来》涵盖的时间是1942年到1945年。日军入侵北婆罗洲，一家三口被投入平民牢房。 集中营里只有生存，其余一切免谈。 作者写到了一位十分复杂的军人——须贺上校。作为帝国主义的军人，他是受过西方教育、会讲英语的少数派，同时他也是战争宣传的一部分，他甚至拿出纸笔，减少阿格妮斯的劳动，让她给自己写文章。他当然是要审查的。她没有按照须贺上校的要求去写，但她也没放弃写作。最后阿格妮斯写下的，不是须贺上校让她写的故事，而是她自己的故事。 最后聊一聊集中营里的小事情：孩子们如何分享食物，丈夫们如何给妻子们传递信息，所有人如何活下去，包括那些良心未泯的卫兵。
最近在重看《桃树人家》，作者是台湾的文学朱家三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 许多话题是三姐妹各写一篇的，人物和话题是越读越熟悉，但细看三人的记忆、观点和风格差异甚是好玩。 眷村生活竟让我这个80后有熟悉感，毕竟我也害怕过那灯光昏黄的公共厕所，用过粮票，也一样期盼过炸爆米花人的到来。 文学朱家的开创者朱西甯先生早在二十多岁就参悟到：“一切的事业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学不能平凡，因为文学不是换取生活的工具，文学乃是演唱生命的永恒的灵魂之寄托。” 记者说朱天文是“贵族式的书写”，就是不为生活而写，只写自己想写的。对此，朱天衣写到：“说来容易，但首先要将生活所需减至极简，欲望降至最低，不为购房购车贷款所迫，不为卡债所扰，一家人守着仅有的一栋老屋甘之如饴地生活着。他们将所有的力气放在书写上，让生活成为笔耕的沃土，这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我是这样看着父亲生活的，也是这样看着姐姐们安身立命的。” 我就脸皮厚点，当作对后辈的鼓励了。
大家好，又见面了！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在1月份土耳其电影展看的影片《边境之歌》，英文片名叫做Omar and Us。和第一期内容有些关联，纯属巧合：） 这部电影是2019年上映的，其实能找到的平台打分不高，但我自己觉得在角度和立意方面有不少可取之处。 首先它关注的是人类宏大命运中的几个小小个体，把难民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落实到了几个具体的人身上。 其次是它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难民问题短期是无法解决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人性中的一些希望。一个开放式结局，提出思考，就够了。 第三个就是它启用的是两个真实的难民演员。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片中拍摄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仍然是难民。 其实还有第四点，就不说了。留到节目里和大家慢慢唠吧！这部电影可能也不太好找资源，我讲的也比较细，希望大家不嫌啰嗦：）
大家好！欢迎收听“笑忘书”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我想和你聊一些稍微有点大、一句话说不清楚的话题。 今天想聊的是2023年偶遇的一本比较特别的书《边境——行至欧洲边缘》(Border, A Journey to the Edge of Europe)，作者Kapka Kassabova是新西兰籍保加利亚人。 作者在90年代初随父母离开保加利亚，在2016年左右回到家乡，探访了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几个村庄。这本书是这几次旅行的记录，所以它的形式是游记，但其中夹杂了很多被访者的口述史。 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边界在一战、二战和东欧剧变后发生了三次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会影响到生活在边界两侧的人。书中写到了几类跨越边界的人： 有些人被连根拔起，被迫跨越边界到另一个国家生活； 有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试图穿过边界，辗转到他们心中的自由世界。有些人成功了，更多人失败了； 有些人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在异国边境等待着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机会。 这些人是我们的同类，他们的故事终究成为了时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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