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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从偏见到仇恨》(The Science of Hate)，作者是英国的犯罪学教授马修·威廉斯。

作为一名关注仇恨犯罪超过20年的研究者，本书的作者引用了来自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社会政策等等不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最终告诉我们说——

我们无法找到一颗神奇的银色子弹(Silver Bullet)去解释甚至消除仇恨：无论是大脑的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 还是童年时候的成长环境与原生家庭，无论是贫困、失业、酗酒、疾病所导致的个人困境，还是社交媒体的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所导致的观点极化，都不能单一地解释偏见和仇恨，更不能指望通过某种算法模型去预测甚至干预下一次仇恨犯罪行为。

在我看来，理解偏见与仇恨，并不意味着，要把某一个极端个案的行为上升到某一个群体，也不意味着，我们试图为某些极端行为寻找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相反，只有在理解了偏见和仇恨发生机制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我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位置，我们才有可能回答，我们究竟应该何以自处，又如何与他人相处。

【片尾BGM】

大地的孩子-罗大佑

【时间轴】

06:11 第一个问题：那些仇恨犯罪的人是否都是一些生物学意义上的“怪人”？他们的大脑皮层是否与“一般人”不同？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脑神经科学解释仇恨？

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医学扫描新技术的发展，科学界的共识十分明确：在生命之初，没有人的大脑中被预先装载了偏见或仇恨。我们的大脑似乎倾向于区分“我们”和“他们”，但“我们”和“他们”是谁，是后天习得的，而且并非一成不变的。

大脑图像虽然告诉我们仇恨可能与神经系统有关，却无法向我们说明扫描仪之外的情况——它无法告诉我们哪些个体、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可能施加影响，让我们建立那些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范畴。

19:19 第二个问题：“偏见”到底从哪里来？如果说偏见是后天建构的结果，对于成年人而言，偏见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

一旦区分内外群体后，即使群体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或者说毫无意义，和外群体(“他们”)相比，我们依然会给到自己所属的内群体(“我们”)更大的奖励。

我们都有着相同的心理机制——倾向于把人进行分类，并会自动偏向于更像自己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调整，这就可能会成为产生偏见和仇恨的前兆。

39:46 第三个问题：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推荐算法如何影响了从偏见到仇恨的“引爆”过程？为什么说每一次争议事件都会在舆论场留下它的“痕迹”？

我们对威胁的感知总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科学表明，环境越恶劣我们感受到的威胁就越多、越极端。一项针对12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经济衰退且拥有大量少数族裔移民的国家，其种族偏见程度远远高于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

长期的经济衰退、敌对的政治环境、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大规模流行病的传播，是少数几个可以过度激活人类威胁检测机制的宏观事件。当这种过度激活发生在某个地方，且那里存在某个明显具备威胁性的外群体时，就会在群体间催生带有偏见的敌对状态。

通常在触发事件发生后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互联网用户的仇恨情绪会达到巅峰，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热度会慢慢过去，发布仇恨帖子的行为会随之减少。然而，在接下来几周到几个月内，我们可以观察到，仇恨言论产生和传播的平均次数仍然高于触发事件发生之前。这可能意味着，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网络仇恨言论的基准线已经发生了改变。

58:42 第四个问题：面对网络戾气，除了保持沉默还能做些什么？如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么发声还有意义么？在全球化的落日余晖之中，谈论多元与包容还有意义么？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已经进行过500多项研究，这些研究在一系列身份不同的群体中验证了群体间的接触理论，研究对象来自38个国家，超过25万人。他们得到了同一个结论，即在适当的条件下，积极接触可以减少偏见和仇恨。

偏见态度最容易发生改变的是儿童和大学生。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娱乐环境中的接触对减少偏见的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工作、教育和居住环境中的接触。

当我们知道了，在12-15岁的青少年中间，有一半都在网上看到过仇恨言论时，便知道互联网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算法从我们发布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中不断学习，再生成我们在互联网上所接触到的内容，由此创造了一个有毒的网络环境，使仇恨言论成为常态。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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