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认知棱镜 的全部节目

共 585 集。

家庭迁就:父母如何无意中加重孩子的焦虑?

家庭迁就:父母如何无意中加重孩子的焦虑?

认知棱镜

父母不愿意看着孩子焦虑、难受,自然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好受一些。但有时候,越是努力替孩子消除焦虑,反而越可能让焦虑持续下去。 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家庭迁就(family accommodation):家长为了减轻孩子的焦虑,改变自己的行为、家庭日常安排或对孩子的要求,帮助孩子回避令其不安的情境。 家庭迁就如何强化焦虑? 家庭迁就的表现有很多。看到内向的孩子不敢说话,父母便替他回答;孩子担心学校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父母就主动联系老师处理;孩子反复询问父母是否会准时接自己,父母便一遍遍保证。 这些做法往往很有效,至少短期内如此。孩子不再那么害怕,父母也松了一口气。但与此同时,孩子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发现自己其实有能力应对这些困难。 2013年,一项针对75名患有焦虑障碍儿童的家长的研究发现,家庭迁就程度越高,儿童的焦虑症状往往也越严重。这项研究揭示的是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家庭迁就是儿童焦虑的直接原因。 回避之所以容易形成习惯,是因为它能迅速缓解焦虑。但孩子也因此没有机会体验:即使感到害怕,自己依然能够应对。长此以往,他们可能越来越依赖父母的帮助,也越来越难以独立面对不确定性。 养育孩子的目标,并不是让他们永远不感到焦虑,而是帮助他们学会:不舒服的感受并不意味着危险,这些感受是可以承受的。 家长自身的焦虑也会影响孩子 家庭迁就不完全来自孩子的需要,也可能与家长自身的焦虑有关。 看着孩子上学前惶恐不安,或是因为与父母分离而痛哭流涕,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煎熬的体验。如果家长也容易焦虑,就更难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急于采取行动,替孩子消除所有可能的困难。 当然,儿童焦虑的形成涉及多种因素,包括先天气质、遗传、人生经历和成长环境。家长并不是孩子焦虑的元凶,但家庭成员应对焦虑的方式,可能让原有的问题不断得到强化。 如何帮助孩子真正应对焦虑? 改变可以从调整家长的思考方式开始。与其总想着「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不再焦虑?」,不如思考「我该如何帮助孩子学会,即使感到焦虑,也能够应对眼前的事情?」 首先,要认可孩子的情绪,而不是急着否定或消除它。与其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不如说:「我看得出来你很担心,这件事确实让你觉得害怕。我会陪着你,我相信你有能力慢慢应对。」 同时,也要给孩子尝试的机会。孩子害怕与同学沟通,可以鼓励他自己开口,而不是直接替他联系;孩子担心在学校遇到困难,可以和他一起讨论解决办法,而不是提前替他安排好一切。 心理治疗中有一种常用方法叫作渐进式暴露(graded exposure),即把令孩子恐惧的事情拆解成难度逐渐增加的小步骤,让孩子循序渐进地接触恐惧情境,在过程中积累应对经验。例如,对于不敢独自入睡的孩子,可以先由父母坐在床边陪伴,之后逐渐拉开距离,再慢慢减少陪伴时间。关键不是强迫孩子面对恐惧,而是在提供支持的同时,逐渐减少不必要的迁就。 针对儿童焦虑,认知行为疗法(CBT,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是常用的循证治疗方法。它帮助孩子识别焦虑想法、学习应对技巧,并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逐步面对恐惧。家长也可以参与治疗,学习如何调整家庭中的迁就行为。 如果家长自身长期受到焦虑困扰,也应该适时寻求专业帮助。处理好自己的焦虑,不仅有助于改善生活,也能让孩子拥有更多独立尝试和成长的空间。 帮助焦虑的孩子,有时需要改变的不只是孩子的行为,还有整个家庭应对焦虑的方式。父母能够传递给孩子的重要信息是: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难,但我相信你有能力应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

6 分钟 16 次播放 7小时前

什么是心理灵活性?

什么是心理灵活性?

认知棱镜

面对挫折,有人容易陷入抱怨和自我否定,有人则能接受现实,调整思路,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这种在复杂情境中灵活调整思维和行为的能力,被称为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它与心理健康和目标实现密切相关,也是一种可以通过练习培养的能力。 什么是心理灵活性? 心理灵活性是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的核心概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 明确个人价值观:知道什么事情对自己真正重要,并据此采取行动。 2 保持当下觉察:能够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而不被它们支配。 3 接纳现实:允许生活中出现不愉快的经历,不因为焦虑、恐惧或挫折而放弃重要的目标。 它不同于一味积极思考,也不意味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到底。真正的灵活性,是既能坚持重要的目标,也能在必要时改变实现目标的方式。 不要让情绪替你做决定 心理学家苏珊·戴维(Susan David)提出了情绪敏捷性(emotional agility)的概念,强调完整地体验各种情绪,而不是急于消除所谓的负面情绪。 愤怒、焦虑、嫉妒和孤独并非毫无价值,它们往往反映了我们的需求和价值观。例如,孤独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际联结。如果一味告诉自己应该知足、不要难过,就可能忽略了这条重要信号。 更好的做法是问问自己:这种情绪在提示我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但情绪不等于事实,也不等于行动指令。感到愤怒,不代表必须发脾气;感到害怕,也不代表一定要逃避。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此刻很难过,同时依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积极思考不一定有助于实现目标 心理灵活性也体现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布里埃莱·厄廷根(Gabriele Oettingen)的研究发现,单纯幻想目标实现后的美好情景,未必能帮助人们取得成功,甚至可能削弱行动动力。例如,想象自己减肥成功、拥有理想身材,确实能带来愉悦感,但这种满足感也可能让人降低实际行动的积极性。 她提出了心理对照(mental contrasting)的方法:先想象目标实现后的积极结果,再认真思考现实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提前制定应对方案。例如,如果希望养成运动习惯,就要提前考虑哪些情况可能让自己放弃,以及遇到这些情况时可以采取什么替代方案。 关键不是一味想象成功,而是同时看见目标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如何培养心理灵活性? 1. 与5岁的自己和85岁的自己对话 当你陷入纠结时,试着想象5岁的自己和85岁的自己会如何看待眼前的问题。换一个时间视角,有助于跳出当下的局限,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2. 询问情绪的功能 当某种情绪特别强烈时,问问自己:它反映了什么需求?与我重视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3. 把目标当作实验 不要认为目标和方法必须一成不变。尝试不同的做法,根据实际效果不断调整。 4. 变异、筛选、留存 尝试不同的方法,筛选出有效的做法,并继续坚持。成功往往来自不断试错和调整,而不是一开始就找到完美方案。 5. 制定「如果……就……」计划 提前设想可能遇到的障碍,并确定应对方式。例如,如果下雨导致无法户外运动,就改为居家锻炼。这样可以减少临时决策对意志力的消耗。 心理灵活性不是让我们始终保持积极,也不是要求我们接受所有不合理的事情。 它的核心是:接纳无法避免的情绪和现实,同时保留选择行动方式的自由。 我们不必控制所有感受,也不必执着于原来的计划,但可以始终朝着自己真正重视的方向前进。

6 分钟 33 次播放 2天前

cosplay:在虚构角色中寻找真实的自己

cosplay:在虚构角色中寻找真实的自己

认知棱镜

距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伦敦西区剧院外已经排起了长龙。人群中随处可见绿色假发、蓝色面部妆容和黑白条纹服饰。时值万圣节,前来观看音乐剧《甲壳虫汁》(Beetlejuice)的观众,几乎都换上了与剧目相关的装扮。 这部音乐剧改编自蒂姆·伯顿1988年的同名电影,也译作《阴间大法师》,讲述一个古怪的鬼魂试图驱赶一对新住户的故事。在其他剧院门外,还能看到《汉密尔顿》中的国王、《SIX》(《六位王后》)中的王后,以及《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中的巫师。 如今,去剧院看戏,已经不只是买票、入场、坐下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盛装打扮,通过角色扮演(cosplay)进入自己喜爱的故事。 找到属于自己的社群 剧场主题装扮风潮的兴起,与社交媒体和粉丝社群的发展密不可分。许多人先在网上相识,再在线下剧院或角色扮演展会上见面。新冠疫情期间的隔离经历,也让人们更加渴望社群联结。 有些剧目尤其能让观众放下顾虑,尽情释放自我。《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Show)就是开创这一文化的代表作品。这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剧,以荒诞、怪异和打破性别常规的表演风格闻名,长期吸引着那些曾经觉得自己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人。对他们来说,剧目不仅提供了娱乐,也带来了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有时甚至超越了传统家庭关系。 在《甲壳虫汁》的演出现场,三位通过TikTok相识的粉丝第一次在线下见面。这部音乐剧传递的一个观念深深打动了他们:家人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也可以是自己后来找到的。这涉及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常见的概念:选择性家庭(chosen family),指人们主动建立的、具有家庭般情感支持功能的关系。对一些缺乏原生家庭支持的人来说,朋友、伴侣和志同道合的社群,也可能成为真正的情感依靠。 《甲壳虫汁》所具有的酷儿文化色彩和包容性,也让一些观众感到亲近。在这里,那些曾经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可以自由表达自我,不必担心受到异样眼光。 穿上角色服装,更敢做自己 角色扮演看起来像是暂时变成另一个人,但它也可能帮助人们表达真实的自己。 人们有时会借助角色、服装和特定情境,表达日常生活中不容易展示的一面。穿上角色服装,意味着暂时摆脱现实身份带来的某些约束,也可能减轻对他人评价的顾虑。 一些观众独自前来cosplay时难免感到害羞,但社交媒体上形成的粉丝社群,能够给他们带来支持和勇气。 伦敦音乐剧展会 Musical Con 的创办,也与这种心理需求有关。 这场年度戏剧盛会由演员沙奈·霍姆斯和搭档克里斯·斯图尔德于2022年创办。灵感来自霍姆斯患有自闭症的弟弟。 她曾陪弟弟参加《星球大战》粉丝展会。弟弟第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时,装扮成角色兰多·卡瑞辛。霍姆斯原本担心陌生人主动靠近会让弟弟感到不适,但穿上角色服装后,弟弟仿佛获得了力量,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 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角色扮演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交媒介。她希望打造一个包容的空间,让热爱音乐剧的人能够尽情表达自己,而不必担心受到异样眼光。 从粉丝爱好到专业技能 角色扮演也可能发展出实实在在的创造力和技能。 在 Musical Con 上,有粉丝花费几个月复刻音乐剧《冥界》(Hadestown)中珀耳塞福涅的礼服。这部作品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以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这股热潮甚至可能为戏剧行业培养新一代服装设计师。有粉丝为了复刻《歌剧魅影》中女主角克莉丝汀·达埃的鞋子,专门报名学习制鞋工艺。Musical Con 创办人霍姆斯认为,粉丝们在角色扮演中积累的服装制作、道具设计等技能,或许能成为他们进入戏剧行业的起点。 在虚构人物身上,看见真实的自己 对一些粉丝而言,角色扮演不只是兴趣,而是与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相连。 21岁的伊兹是一位演员,也是音乐剧《希瑟斯》(Heathers)的狂热粉丝。这部作品改编自1988年的同名电影,讲述美国高中里的校园小团体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涉及校园霸凌、抑郁、进食障碍和自杀等议题。 伊兹13岁时第一次观看这部音乐剧,就对其中一个角色希瑟·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强烈共鸣。在别人眼中,麦克纳马拉是受欢迎的女孩,似乎拥有一切,但内心却饱受煎熬,始终无法真正快乐。这与伊兹当时的经历十分相似。她的学业还算不错,却很难交到朋友,还遭受过严重的校园霸凌。 「从前没有哪部作品让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我的处境’。戏剧把你抽离现实,却又能让你从中看见自己。」 这是一种角色认同(character identification):观众在情感和心理层面与虚构人物产生联结,把角色的处境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当观众发现,原来还有一个角色也经历着相似的孤独、痛苦或困惑,就可能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伊兹已经看过《希瑟斯》116遍,亲手制作了二十多套角色服装。她说,这部剧帮助她走出了一些困境,也让她逐渐认识自己。 人们走进剧院,原本是为了观看别人的故事。但有时,真正让人难忘的,恰恰是那些在故事中找到的自己。 一部音乐剧可以让陌生人找到彼此,一个虚构人物也可能让人重新理解真实的生活。角色扮演不只是粉丝文化中的娱乐方式,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找到归属、表达自我和认识自己的空间。

7 分钟 23 次播放 3天前

普萘洛尔:缓解焦虑的“神药”?

普萘洛尔:缓解焦虑的“神药”?

认知棱镜

在英格兰,过去十年,少女群体使用普萘洛尔(Propranolol)的处方量增加了90%。这种原本主要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如今越来越多地被年轻人当作缓解焦虑的“速效药”。 受到名人推荐和社交媒体传播的影响,普萘洛尔甚至被称为“抗惊恐神药”。但它真的能治愈焦虑吗? 普萘洛尔为什么成了网红药? 普萘洛尔属于β受体阻滞剂(Beta blocker),主要作用是阻断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对β受体的作用,从而减慢心率、降低血压,减轻身体的应激反应。 当人感到紧张或恐惧时,身体可能出现心跳加快、手抖、出汗等症状。普萘洛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生理反应,因此也被用于应对某些特定场合的紧张和焦虑,例如公开演讲。 近年来,这种药物在年轻女性中越来越受欢迎。演员蕾切尔·森诺特(Rachel Sennott)的一句调侃——“姑娘,吃片β受体阻滞剂吧”,甚至成为网络流行语。截至9月底,TikTok上#betablockers话题的播放量已经超过5500万次。 《时尚COSMO》近期的一项调查还发现,通过线上药房,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这类药物。 不过,网络上的热度并不意味着医学证据同样充分。普萘洛尔对焦虑障碍的长期治疗效果,目前仍缺乏足够可靠的研究支持。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也正在评估其用于焦虑治疗的获益与风险,其中包括药物过量带来的安全隐患。 缓解身体反应,不等于治疗焦虑 普萘洛尔最大的局限在于:它主要作用于身体的生理反应,而不是焦虑背后的心理机制。 例如,一个人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场合出丑而感到焦虑,普萘洛尔或许可以减轻心跳加速、手抖和出汗,却无法消除他对他人评价的过度担忧,也无法改变反复出现的灾难化思维。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适应不良思维(Maladaptive thoughts),指那些不利于个体适应现实、反而加重心理困扰的思维模式。例如,习惯性地把一次失误理解为彻底的失败,或者总是预想最坏的结果。 如果这些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处理,即使身体暂时平静下来,焦虑仍然可能反复出现。 为什么心理治疗不可替代? 焦虑障碍不仅表现为心跳加速、出汗、手抖等身体症状,还涉及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因此,治疗焦虑不能只控制身体反应,还需要处理背后的心理问题。 常见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它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和调整不合理的思维模式,改变因焦虑形成的回避行为,逐步降低对特定情境的恐惧,学习更有效地应对压力和不确定性。 药物治疗也是焦虑障碍的重要手段。例如,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是一类常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抗抑郁药,通过影响大脑中的血清素(5-羟色胺)信号传递,帮助缓解持续的焦虑症状。它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数周才能逐渐显现效果。 与普萘洛尔主要缓解心跳加速、手抖等身体反应不同,SSRI和心理治疗都可以用于焦虑障碍的长期治疗,分别从生理和心理层面发挥作用,必要时还可以结合使用。 焦虑障碍没有速效捷径 普萘洛尔之所以容易受到年轻女性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看起来简单、方便,似乎只需要一片药,就能迅速摆脱焦虑带来的不适。 但焦虑障碍往往需要持续的治疗和支持。对于患者来说,药物可以帮助控制症状,心理治疗则能帮助他们逐步改变维持焦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两者都不能被一种只针对身体反应的药物所取代。 普萘洛尔并非毫无价值。对于某些特定情境下的焦虑,它确实可以帮助缓解心跳加速、手抖等身体症状。但它不是焦虑障碍的根治方法,更不能取代必要的诊断、心理治疗和长期支持。

6 分钟 52 次播放 4天前

玛莎·莱恩汉:让精神病学重新理解痛苦

玛莎·莱恩汉:让精神病学重新理解痛苦

认知棱镜

2026年11月10日,临床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重要人物——美国心理学家玛莎·莱恩汉(Marsha Linehan)。她创立的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不仅改变了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的治疗方式,也改变了精神病学界看待严重心理痛苦的态度。 在她之前,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患者常被视为最难治疗的群体之一。他们被贴上操纵、寻求关注、不配合治疗等标签,不少临床医师甚至认为,这类患者几乎无药可救。 莱恩汉挑战了这种观念。她证明,即使是长期存在自杀、自残行为、情绪严重失调的人,也可以通过系统治疗学会管理情绪、改善人际关系,过上安全而有意义的生活。 从指责患者,到理解他们的痛苦 莱恩汉提出,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形成与先天气质和成长环境共同有关。她特别强调了一个概念:无效化环境(invalidating environment)。 所谓无效化环境,是指一个人的情绪、感受和需求长期得不到理解、认可或恰当回应。例如,孩子表达难过时,被告知“这有什么好哭的”;表达恐惧时,被评价为“太敏感”。对于天生情绪敏感的人来说,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可能逐渐难以识别、理解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这一理论改变了临床工作者理解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出发点:患者的极端行为并非凭空出现,更不应该简单归咎于他们的人格缺陷。 莱恩汉进一步提出,治疗师需要理解行为的功能(function of behavior)。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往往有其内在目的:自残可能暂时缓解难以承受的情绪,激烈的争吵可能是为了获得关注,或避免被抛弃。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需求,才能帮助患者找到更健康的替代方式。 辩证行为疗法:让改变成为可能 莱恩汉创立的辩证行为疗法(DBT),融合了认知行为疗法的行为改变策略,以及源自禅宗等传统的接纳与正念理念。它不是要求患者消除负面情绪,而是帮助他们在情绪强烈、冲动难以控制时,依然能够安全地应对生活。 辩证行为疗法(DBT)主要训练四类技能: 1 正念(Mindfulness):觉察当下的情绪、想法和身体感受,而不是立即被它们牵着走。 2 痛苦耐受(Distress Tolerance):在强烈痛苦或冲动出现时,学会安全地度过危机,而不是通过自残等方式寻求暂时解脱。 3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减少情绪失控的频率和强度。 4 人际效能(Interpersonal Effectiveness):学会表达需求、设定界限和处理冲突。 辩证行为疗法(DBT)的有效性也得到了临床研究的支持。1991年发表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与常规治疗相比,接受辩证行为疗法(DBT)的慢性自杀倾向边缘型人格障碍(BPD)女性患者,自杀相关行为更少,治疗留存情况也更好。 1993年,莱恩汉出版了系统介绍这套疗法的著作。此后,辩证行为疗法(DBT)逐渐成为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的重要循证治疗方法,也被应用于其他存在严重情绪失调和自伤行为的人群。 接纳与改变,可以同时发生 辩证行为疗法(DBT)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看似矛盾的两种事实,可以同时成立,而不必非此即彼。 莱恩汉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同时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这句话概括了她的治疗理念。一个人可以接纳现在的自己,同时努力改变不利于自己的行为;治疗师可以充分理解患者的痛苦,同时要求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也体现在辩证行为疗法(DBT)的另一个重要技术——确认(validation)。确认不是赞同一个人的所有行为,而是承认他的情绪和痛苦是真实的、值得理解的。 例如,面对一位因遭到拒绝而自残的患者,治疗师不必追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可以先回应:“听起来,你当时非常难过,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感受。”这并不意味着纵容自残,而是先理解行为背后的痛苦,再帮助患者寻找更安全的应对方式。 这种既不否认痛苦、也不放弃改变的态度,正是莱恩汉带给心理治疗的重要转变。 她自己,也曾深陷痛苦 莱恩汉对严重心理痛苦的理解,也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 2011年,她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公开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精神健康危机:长期的精神煎熬、自杀念头,以及多次精神病院住院经历。后来,她又在回忆录《人间值得》(Building a Life Worth Living)中讲述了这段经历。 她曾被患者问过:“你也曾和我们一样吗?”对于那些长期被视为难以治疗、甚至被放弃的人来说,知道一位曾经历类似痛苦的人,最终成为了帮助他人的心理学家,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莱恩汉的影响也延续到了她的学生、同行和后来的临床工作者,其确认技术、正念练习和辩证思维也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心理治疗。 莱恩汉留下的,不只是一套治疗技术,更是一种理解人的方式:痛苦的人不是残缺的,也不是故意制造麻烦。他们需要被理解,也需要获得改变生活的工具和支持。

7 分钟 36 次播放 5天前

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感到抑郁?

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感到抑郁?

认知棱镜

抑郁被称为“精神疾病中的普通感冒”,因为它十分普遍。另外一个事实是:当人体遭遇细菌或病毒感染时,也可能出现类似抑郁的表现——情绪低落、不愿社交、活动减少,甚至食欲下降。 这并非巧合。科学家发现,抑郁与人体抵御感染时启动的一套免疫反应存在密切联系。 抑郁与疾病行为的进化渊源 当细菌或病毒入侵人体时,免疫系统会释放一种叫作细胞因子(cytokines)的信号蛋白。它们负责协调免疫反应,帮助身体抵御病原体。 与此同时,细胞因子还会影响大脑,引发一系列行为变化,科学家称之为疾病行为(sickness behavior)。处于这种状态时,人会感到疲倦、食欲下降、不愿活动,也倾向于回避社交。这些反应有助于减少能量消耗,让身体集中资源对抗感染、恢复健康。动物生病时躲起来长时间睡觉,甚至不愿进食,也是同一种机制。 疾病行为与抑郁有许多相似之处。研究者认为,细胞因子不仅参与感染后的短暂行为变化,也可能通过影响大脑,参与部分抑郁症的发生。 过去几十年,抑郁研究主要关注血清素神经元(serotonin neurons)等神经系统的功能异常。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参与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但随着研究深入,科学家逐渐认识到,抑郁不能仅仅用神经递质失衡来解释,免疫系统和炎症反应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9年,神经科学家罗伯特·丹泽(Robert Dantzer)等人提出,细胞因子引发的疾病行为与抑郁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从进化角度看,这套机制最初可能有助于人类在感染期间减少活动、保存能量,从而提高生存机会。但问题在于,如果细胞因子及其他促炎物质异常释放,或者炎症反应长期持续,原本短暂的疾病行为就可能迁延不愈,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精力不足。 肥胖与抑郁的双向关联 肥胖和抑郁都是十分普遍的健康问题,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关联。与体重正常的人相比,肥胖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高出约32%;另一方面,抑郁者随着时间推移,也更容易出现体重增加和肥胖。 研究者认为,炎症可能是连接这两种疾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首先,脂肪组织不仅负责储存能量,也会释放多种促炎物质。这些物质能够通过血液及其他途径影响大脑,干扰海马体(hippocampus)的正常功能。海马体是大脑中与学习、记忆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的区域。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过程是神经发生(neurogenesis),即大脑产生新神经元的过程。研究发现,炎症可能抑制海马体的神经发生,而神经发生减少与抑郁症状存在关联。 其次,脂肪细胞还会分泌两种与抑郁有关的物质:瘦素(leptin)和脂联素(adiponectin)。瘦素是一种参与调节食欲和能量代谢的激素,主要由脂肪细胞分泌。研究发现,瘦素水平升高往往伴随着更多抑郁症状。脂联素同样由脂肪组织分泌,但通常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即脂联素水平越低,抑郁症状往往越明显。瘦素也因此成为抑郁症潜在治疗靶点之一。 那么,减重能否改善抑郁? 2021年发表的一篇系统综述,对饮食、肥胖与抑郁之间关系的多项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减重饮食干预都伴随着抑郁症状的减轻。其中,热量限制饮食(calorie-restricted diets)是常见的干预方式,即通过减少能量摄入,帮助身体逐渐减轻体重。 这进一步提示,改善代谢健康、减轻炎症,可能是缓解部分抑郁症状的一条途径。 抗抑郁药物的发展方向 炎症不仅可能参与抑郁的发生,也为抗抑郁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方向。 过去,人们主要通过调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来治疗抑郁。近年来,研究者发现,一些常用抗抑郁药物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能够影响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的水平,从而调节免疫反应。2025年发表的一篇系统综述,汇总了过去十年有关抗抑郁药物抗炎作用的人体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类药物与炎症指标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在探索直接针对炎症和免疫通路的新型治疗方法,希望通过减轻大脑炎症,改善抑郁症状。未来,抗抑郁治疗或许不再局限于调节神经递质,而是进一步结合患者的炎症和代谢特征,寻找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 当然,炎症并不是所有抑郁症的共同病因,目前也不能确定抗炎药物一定比传统抗抑郁药更有效。但炎症与免疫通路无疑为理解和治疗抑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抑郁并不只是大脑内部的问题。身体的免疫系统、脂肪组织和代谢状态,都可能参与其中。也正因为如此,理解抑郁,有时需要从整个身体开始。

7 分钟 55 次播放 6天前

OpenAI青少年模式:当AI成为“太好的父母”

OpenAI青少年模式:当AI成为“太好的父母”

认知棱镜

2026年8月,OpenAI推出青少年模式(ChatGPT for Teens),为未满18岁的用户增加内容防护、学习支持和风险预警机制。这项举措背后,有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诉讼:一名16岁的美国少年亚当·雷恩(Adam Raine)在与ChatGPT进行了数月交流后自杀身亡,父母随后起诉OpenAI。 据诉讼材料,亚当最初使用ChatGPT完成作业,后来逐渐开始向它倾诉焦虑和痛苦,甚至把它当成最亲近的倾诉对象。家属指控,聊天机器人不仅没有有效阻止他走向自我伤害,还曾认同他的消极想法,提供相关信息,甚至帮助他准备遗书。OpenAI则表示,诉讼材料只呈现了部分对话,完整记录中也包含多次建议他寻求现实帮助的内容。案件责任仍有待司法认定,但它已经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AI不仅可能通过不当内容伤害青少年,其自身的互动方式也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发展。 OpenAI青少年模式试图解决其中一部分风险,例如限制不适宜内容,在少数高风险情形下向已关联的家长发送安全提醒,并要求AI避免使用浪漫语言、鼓励情感依赖,或暗示自己拥有感情和意识。 与此同时,OpenAI此前推出的学习模式(Study Mode),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提问和提示,引导学生自己思考。 这种设计有其积极意义。研究发现,直接使用AI完成作业,可能带来短期成绩提升,但停止使用后,学生的学习表现可能明显下降。相比之下,让AI充当认知辅导者(cognitive tutor),帮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显然是更好的方向。 对于请不起私教、也很难随时得到老师帮助的学生来说,一个知识面广、随时可以回应问题,又永远不会不耐烦的AI导师,无疑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父母」的陪伴者。而问题恰恰在于:它可能太完美了。 太好的父母,反而是个问题 英国儿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曾长期研究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足够好的父母(good-enough parent)。 温尼科特认为,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足够好」的父母。他们给予孩子安全感和陪伴,但也有自己的局限:会分心、会疲惫、偶尔会犯错,不可能随时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而这些不完美恰恰很重要。父母没有及时回应,孩子就得自己想办法;父母没有替他解决问题,他就得调动自己的资源。一次次这样的经历,让孩子逐渐发现:原来我能行。 温尼科特的理论原本主要针对幼儿,但青春期同样需要这种有边界的陪伴。 青春期:把父母和权威都当成傻瓜 青春期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心理分离(psychological separation):从父母和其他权威的思想中挣脱出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精神分析学家彼得·布洛斯(Peter Blos)对这一过程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青少年需要摆脱那些自己曾经依赖的权威,重新审视过去接受的一切。所以,当一个少年突然觉得父母都是傻瓜、老师满口胡话,甚至认为一切现成的观点都值得怀疑时,他未必只是在叛逆。他可能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清理地基,为自己的思想腾出空间。 青春期的成长价值,不在于孩子总能得出正确答案,而在于他们开始坚信自己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对的。这种信念有时甚至显得狂妄、偏执,缺乏依据,但正是它给了青少年勇气,去探寻自己真正相信什么。 如果一个孩子的思考过程始终有人陪伴、引导,遇到困惑就有人提供提示,提出观点就能得到精心校准的回应,那么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真正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 缺乏内在指南针,是更深层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认为,AI的引导只是一种辅助支架(scaffold),而不是让人产生依赖的拐杖(crutch)。青少年可以先借助AI学习思考方法,等能力成熟后,再逐渐减少对工具的依赖。 但这个设想有一个前提:孩子会主动想要摆脱工具。现实却是,整个社会都在加速走向对AI更深的依赖。一个永远耐心、随时提供帮助的对话者,很难让人产生主动离开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技能训练。依靠外部支架成长起来的心智,与在独自摸索、反复碰壁中形成的心智,本来就可能不一样。 事实上,科技对青少年自我认知的影响,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整合智能手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研究时指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挤占了青少年原本可以自由支配的独处时间。而身份认同恰恰需要这样的私人空间:一个人需要有机会不受他人干扰地思考、体验情绪、探索兴趣,才能逐渐弄清楚自己是谁、喜欢什么,以及相信什么。 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数十年来一直研究人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她发现,不少青少年习惯先把想法发布到社交媒体,再根据他人的反馈判断自己究竟怎么想。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依赖外部反馈来认识自己,而不是先在内心形成判断,再决定是否与他人分享。 越来越多年轻人缺少稳定的内在判断标准,分不清自己的真实感受与外界期待,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种心智上的摇摆不定,不只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附带表现,也可能是更深层的发展困境。一个没有内在指南针的人,很容易陷入焦虑:不断需要外界的肯定,对自己的感受充满怀疑,情绪也极易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 独自面对空白,也是一种成长 AI可以帮助青少年理解知识、整理思路、解决问题,但它无法替代一个人独立面对困惑的成长过程。 当一个人独自面对一张空白文稿,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时,他实际上正在经历独立思考最重要的部分:怀疑、探索、尝试,以及偶尔出现的顿悟。 这些过程并不总是令人愉快。人会感到困惑,怀疑自己,甚至一度觉得无从下手。但也正是在这些时刻,一个人才真正有机会与自己的思想相处,发现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如果所有困惑都能迅速得到回应,所有问题都有人提供提示,那么人也可能逐渐失去独自面对不确定性的机会。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写道,独立思考总会伴随某种不适,这也是独立思考者寥寥无几的原因。

9 分钟 34 次播放 1周前

为什么睡前总想吃零食?

为什么睡前总想吃零食?

认知棱镜

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人每晚吃完晚饭后还会吃零食。在18至24岁人群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80%。研究还发现,睡前两小时内进食越多,体重增加和肥胖的风险可能越高。 为什么晚上特别容易饿? 人体的食欲本身就存在昼夜节律,晚间往往是食欲较旺盛的时段。 巴斯大学研究食物与能量代谢的詹姆斯·贝茨教授指出,影响食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饥饿激素(Ghrelin)。饥饿激素主要由胃部产生,当胃逐渐排空时,胃细胞会释放这种激素,它通过作用于大脑中的下丘脑(Hypothalamus)来刺激食欲。下丘脑是大脑中负责调节饥饿、饱腹、体温等基本生理功能的重要区域。 进食后,饥饿激素水平通常会下降。不过,贝茨教授指出,进食对饥饿激素的抑制作用在一天中的第一餐后比较明显,午餐和晚餐后的反应则不完全相同。与此同时,人体的饥饿感在晚间也可能自然增强。 晚餐吃什么,同样会影响之后的食欲。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分量充足的食物,通常能提供更持久的饱腹感。如果晚餐营养不足,或者主要由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构成,饱腹感可能维持不了太久,之后就容易产生进食欲望。 还有些人吃夜宵,并不完全是因为饿,而是担心夜里会饿醒,或者已经养成了固定的进食习惯。伯明翰大学食欲研究专家苏珊娜·希格斯教授解释,如果一个人经常在特定场景下吃零食,周围环境就会逐渐成为触发进食欲望的线索。例如,如果习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那么即使并不饿,仅仅打开电视,也可能让人产生吃东西的念头。这是一种由环境线索触发的习惯性行为。 为什么晚上特别想吃甜食和高热量食物? 晚上增加的不只是饥饿感,还有对某些食物的渴望。研究发现,人们在晚间往往更偏爱高热量食物,尤其是高脂肪食物。相比低脂食物,人们在晚间对高脂肪食物的偏好和渴望往往更强。 这与大脑的奖赏系统有关。大脑奖赏系统是一组参与愉悦感、动机和行为强化的神经网络。当我们吃到甜食、巧克力或高脂肪食物时,这套系统会被激活,让人产生愉悦感,并希望再次获得类似体验。 这种由愉悦感驱动的进食,也叫作享乐性进食(Hedonic Eating)。它与生理性饥饿不同:前者是为了获得食物带来的愉悦,后者则是身体需要补充能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即使晚餐已经吃得很饱,还是想吃甜点或者零食。此时,推动我们进食的可能不是身体的能量需求,而是大脑对食物带来的愉悦感的期待。 睡前吃零食会影响睡眠吗? 目前,关于夜间进食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比较明确的是,睡前吃一顿大餐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入睡和睡眠舒适度。但如果只是吃一点零食,影响就没有那么确定。 有研究发现,精制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白面包、饼干和蛋糕,可能与较差的睡眠质量有关。研究者推测,这类食物可能引起血糖水平较大幅度的波动,进而影响部分调节食欲和睡眠的激素信号。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因果关系难题:究竟是吃了这些食物导致睡眠变差,还是睡眠质量差的人更容易想吃高糖零食? 萨里大学睡眠与人体生物钟专家乔纳森·约翰斯顿教授指出,睡眠不足本身就会增加食欲,也会让人更加渴望高热量食物。因此,夜间进食和睡眠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睡眠不好的人更容易想吃零食,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睡眠。 怎样减少睡前吃零食的冲动? 与其一味要求自己忍住,不如先弄清楚想吃零食的原因,再采取相应的方法。 如果是真的饿了,可以先调整晚餐。确保晚餐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例如鸡蛋、鱼肉、豆制品、蔬菜和全谷物,让饱腹感维持得更久。不要为了控制体重而刻意少吃晚餐,结果反而在睡前产生强烈的进食欲望。 如果是习惯性进食,可以改变触发场景。例如,减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的行为。希格斯教授指出,分心进食容易让人忽略自己究竟吃了多少,因为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食物和进食过程上。可以尝试把零食与看电视等活动分开,想吃的时候先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饿了。 如果确实想吃,也不必完全禁止。适量享用自己喜欢的食物,反而更有利于长期坚持健康饮食。水果、酸奶和坚果可以作为日常零食的选择,偶尔吃一点巧克力也没有关系。 控制夜间进食,关键不是彻底消灭食欲,而是了解食欲背后的原因。与其单纯依靠意志力对抗,不如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和日常习惯,让自己更容易做出健康的选择。

8 分钟 57 次播放 1周前

濒死体验:死亡边缘的记忆

濒死体验:死亡边缘的记忆

认知棱镜

心脏骤停后成功获救的人中,有些人会回忆起奇特的体验:有人感觉离开了身体,有人看见隧道和光,还有人仿佛重新经历了一生。这些现象被称为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NDE)。 1975年,美国精神科医生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出版《死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系统介绍了这类经历,并使濒死体验这一概念广为人知。此后,濒死体验逐渐成为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濒死体验通常包含哪些内容? 濒死体验是指人们在心脏骤停、严重休克、昏迷、近乎溺水等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所报告的一系列特殊意识体验。不同人的经历并不完全相同,但研究发现,其中存在一些反复出现的共同特征: 1 离体体验:感觉自己离开了身体,仿佛从身体上方或其他位置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 2 隧道与光:感觉自己正在穿过一条隧道,远处出现明亮的光。 3 强烈的愉悦感:感受到异常的平静、幸福和安宁,甚至觉得自己被爱包围。 4 遇见已故亲人:感觉自己看见或与已经去世的亲人相遇。 5 生命回顾:仿佛在极短时间内重新经历自己的一生,回忆过去的重要事件,以及自己的言行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6 接近某种边界:感觉自己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但在某个时刻意识到必须返回,或者自己还不能继续前行。 此外,还有一些人报告听见音乐、看见异常鲜艳的色彩,或感受到一种难以用日常语言描述的意识状态。 濒死体验并非只发生在心脏骤停之后。严重失血、昏迷、窒息等情况下也有人报告类似经历。甚至有些人在冥想、重度抑郁或遭遇突发危险时,也会出现类似体验。 有多少人经历过濒死体验? 1988年,荷兰心脏病学家皮姆·范·隆美尔(Pim van Lommel)及其团队启动了一项前瞻性研究,在荷兰10家医院连续调查344名心脏骤停后成功复苏的患者。研究人员希望了解:这些患者在心脏骤停期间是否有过意识体验?濒死体验的发生率是多少?又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它的发生?研究结果发表于2001年的《柳叶刀》(The Lancet): 82% 的患者没有报告心脏骤停期间的任何记忆。 18% 的患者报告了某种程度的濒死体验。 其中,12% 的患者报告了较为完整、具有多个典型特征的濒死体验,另有6%报告了较浅的体验。 也就是说,在这项研究中,大约每五名心脏骤停幸存者中,就有一人回忆起自己在失去意识期间经历过某种特殊体验。 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多种可能影响濒死体验的因素,包括心脏骤停持续时间、昏迷时间、药物使用、年龄、性别、宗教信仰,以及患者此前是否害怕死亡等。结果并没有发现这些因素与濒死体验的发生存在明确关联。 濒死体验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吗? 范·隆美尔团队还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研究人员在患者心脏骤停后的2年和8年分别进行访谈,并将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与没有报告濒死体验、但其他条件相近的心脏骤停幸存者进行比较。这样做是为了区分:患者的心理变化究竟来自濒死体验本身,还是来自心脏骤停和疾病经历。 研究发现,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往往表现出更明显的生活态度转变: 对死亡的恐惧明显减轻。 更加重视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物质财富和外在成就。 对他人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关爱和接纳。 对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灵性问题产生更大兴趣。 更愿意反思自己的言行,以及它们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这些变化并不只是获救之后普遍产生的感恩或重新珍惜生命的心情,而是与是否报告过濒死体验存在一定关联。 研究人员还发现,这种转变可能持续多年。部分患者在经历濒死体验很久之后,仍然在逐渐理解和接纳自己的经历。 濒死体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除了荷兰的研究,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开展过针对心脏骤停幸存者的濒死体验研究。不同研究报告的发生比例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发现,只有一部分成功复苏的患者会报告这类体验。 目前,科学界尚未找到能够完整解释濒死体验所有特征的理论。例如,为什么有些人在心脏骤停后没有任何记忆,而另一些人却能描述非常生动、复杂的体验?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报告一些相似的体验内容?这些经历又为什么会对部分人的人生观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 这些问题仍在研究之中。 濒死体验研究不仅让科学家得以探索人类在极端生理状态下的意识体验,也让我们看到,一段短暂的特殊经历,可能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产生长久影响。对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认真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感受,同样重要。 参考文献: Van Lommel, P., et al. (2001). Near-death experience in survivors of cardiac arrest: a prospectiv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Lancet, 358(9298), 2039–2045.

7 分钟 45 次播放 1周前

早晨运动,对抑郁症患者更有益吗?

早晨运动,对抑郁症患者更有益吗?

认知棱镜

运动有助于改善抑郁症状,也能让人暂时感觉更有精力。一项新研究发现,运动带来的这种精力提升,可能受到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影响。 对于没有抑郁症的人来说,无论早晨还是傍晚,活动身体都能让人感觉更有活力。但对于抑郁症患者,这种效果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身体活动越早发生,带来的精力提升越明显;到了傍晚,这种关联便不再显著。 这意味着,运动的时间可能也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效果的一个因素。 日常活动与精力的关系 这项发表在《精神病理学与临床科学》(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Clinical Science)上的研究,由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的 Markus Reichert 及其同事开展。 研究招募了106名抑郁症患者和68名没有抑郁症的健康对照者。在连续三天里,参与者平均每天12次报告自己当时的精力水平。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通过加速度计(一种能够记录身体运动情况的可穿戴设备)和日记,追踪参与者全天的身体活动。 研究关注的不是专门安排的健身训练,而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身体活动,例如散步、爬楼梯等。 研究人员希望了解:这些日常活动与人们当下的精力感受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否会因是否患有抑郁症,以及活动发生的时间而有所不同? 结果发现,对于健康对照组,身体活动在一天中的任何时段都与更高的精力水平相关。 但抑郁症患者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时间推移,身体活动与精力提升之间的关联逐渐减弱。到了傍晚,活动与精力水平之间已经没有显著关联。 为什么活动时间会产生差异? 研究人员目前还无法确定其中的具体机制。 他们提出的一种可能解释涉及大脑中的扣带回(cingulate cortex)。这是大脑皮层的一部分,与情绪调节、动机和行为控制等功能有关,也可能参与运动后积极情绪的产生。 如果抑郁症患者在这些脑区的活动或功能存在差异,就可能影响他们从身体活动中获得的积极感受。不过,这仍然是一种有待进一步验证的解释。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现提示我们,在理解日常身体活动与精力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忽视一天中的时间因素。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是:尽量把散步、爬楼梯等日常身体活动安排在一天较早的时候。 即使不是专门的体育锻炼,这些活动也可能有助于改善当下的情绪和精力状态。 当然,这项研究观察的是三天内自然发生的活动与精力变化,并不能证明早晨运动一定比傍晚运动更能治疗抑郁症。运动时间是否会影响长期治疗效果,还需要更多研究。 论文来源: Reichert, M., et al. (2026). Time of day affect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feeling energetic in depression: Two real-life studies.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Clinical Science, 135(8), 1060–1070.

4 分钟 53 次播放 1周前

Phubbing:手机冷暴力

Phubbing:手机冷暴力

认知棱镜

聚会时有人不停看手机,聊天时有人心不在焉地刷社交媒体。这种因为手机而冷落身边人的行为,如今有了一个专门的英文名称:Phubbing。 这个词诞生于2012年。澳大利亚广告公司 McCann 与麦考瑞词典(Macquarie Dictionary)合作,邀请语言学家、词典编纂者等人,为这种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创造一个新词。最终,他们将 phone(手机)和 snubbing(冷落)组合在一起,创造了 phubbing。 最初,这只是一次推广词典的营销活动。没想到,这个新词很快进入公众视野,后来也成为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 感觉被忽视更重要? 2023年,一项针对情侣的日记研究发现,一个人越觉得自己被伴侣看手机冷落,对这段关系的评价就越低。但伴侣自己报告的、因看手机而冷落对方的行为,与对方对关系质量的评价并没有显著关联。 2024年,另一项针对35对情侣、为期14天的研究,同时记录了手机使用情况,并调查伴侣是否感到被冷落。结果发现,一个人实际使用手机的情况,与伴侣感受到的冷落程度并不总是一致。 这说明,手机使用是否影响亲密关系,不仅取决于使用行为本身,也取决于伴侣如何感受和理解这种行为。 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感到被冷落? 并不是每个人面对伴侣看手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受。研究发现,个体的依恋类型可能影响他们对 Phubbing(手机冷落) 的反应。 焦虑型依恋的人,通常更担心被拒绝或被抛弃,也更容易留意关系中的疏远信号。一项涉及196名参与者的日记研究发现,在觉得自己被伴侣手机冷落更多的日子里,焦虑型依恋者往往也会报告更低落的情绪、更低的自尊和更多怨恨,并且更可能拿起自己的手机,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伴侣。 相比之下,回避型依恋者并没有表现出同样明显的反应。这可能与他们倾向于保持情感距离、减少对亲密关系的依赖有关。 另一项2025年的研究关注了自恋特质与手机冷落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将自恋区分为两个维度:自恋性钦慕和自恋性竞争。前者表现为较强的自信、自我展示和获得他人赞赏的愿望;后者则表现为对自我威胁更加敏感,容易以敌意或对抗的方式回应。 研究发现,自恋性竞争较高的人,在感到被伴侣手机冷落时,更容易产生愤怒和怨恨,自尊也更容易受到影响,并且更可能发生冲突,或以同样的方式冷落伴侣。自恋性钦慕较高的人,整体上对关系的满意度较高,但在伴侣手机冷落行为增加时,也更容易出现冲突。 这些结果提示,手机冷落带来的影响,不只取决于伴侣做了什么,也与一个人如何理解关系中的疏远、如何应对这种感受有关。 如何变成相互冷落?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因手机被冷落时,可能会直接表达不满,也可能选择不理对方,甚至拿起自己的手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2022年的一项日记研究发现,人们确实会通过这种报复性手机使用来回应伴侣。拿起手机有时也是为了寻找其他渠道的关注和认同,以弥补亲密关系中感受到的缺失。 这样一来,原本一个人看手机、另一个人感到被忽视,可能逐渐变成两个人都看手机,心理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如何避免手机成为障碍? Phubbing提醒我们,注意力也是一种情感信号。手机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求伴侣完全不看手机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相处时,双方是否都能感受到关注和回应。 如果觉得被忽视,可以直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和期待,而不是默默生气或以同样的方式报复。看手机的一方也可以简单说明原因,减少不必要的误解。

5 分钟 50 次播放 1周前

播放列表

自动播放下一个

播放列表还是空的

去找些喜欢的单集添加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