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437 集。
历史的混响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7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日俄战争,日本在对马海峡击败了俄国舰队,一个亚洲国家在正面战场上战胜了一个欧洲帝国。而就在同一时期,在维也纳,一位神经科医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长,叫《梦的解析》。这本书初版只印了六百册,卖了八年才卖完。但它后来被看作是人类自我认知史上的一次地震,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结论: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这位医生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弗洛伊德与潜意识革命。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在摩拉维亚的弗赖堡,也就是今天捷克共和国的普日博尔。他的父亲是个羊毛商人,在弗洛伊德三岁时,全家搬到了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学的专业是医学。但他对传统的医学课程并不太感兴趣,他更着迷的是神经系统的研究。他在大学里做过神经解剖实验,毕业后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专攻神经科。1885年,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前往巴黎,在著名的神经学家沙尔科手下学习。沙尔科当时正在研究“癔症”,这种病症的患者会出现瘫痪、失明、抽搐等症状,但检查下来却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的病变。沙尔科用催眠术来治疗这些患者,暗示可以消除他们的症状。弗洛伊德看到,一个人的身体症状竟然可以被语言和暗示所影响,这让他开始思考:在意识之下,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我们无法直接察觉的领域? 回到维也纳后,弗洛伊德和一位叫布罗伊尔的医生合作,治疗了一位代号叫“安娜·O”的女病人。这位病人在照顾生病的父亲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她不能喝水,右臂瘫痪,还有语言障碍。布罗伊尔用催眠术让她回忆起一些往事,每次回忆之后,症状就减轻一些。弗洛伊德从中得到启发,他认为,病人的症状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背后隐藏着被压抑的情感记忆。只要病人能够把这些记忆说出来,症状就有可能消失。他把这种方法叫作“谈话疗法”。这是精神分析的开端。 但弗洛伊德走得更远。他发现,病人在谈话时,经常会突然想不起来某些事情,或者在某些话题上支支吾吾、绕来绕去。他把这种现象称为“阻抗”。他推断,阻抗的存在,说明有一些记忆或者冲动太痛苦了,以至于意识不愿意面对它们,就把它们赶到了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弗洛伊德把它叫作“潜意识”。 1900年,《梦的解析》出版了。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梦是潜意识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睡眠时,意识的审查机制松懈了,潜意识里那些被压抑的愿望就会趁机溜出来。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审查机制也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潜意识只能化装打扮,用象征、置换、凝缩等方式,把真正的意思隐藏起来。梦的表面内容,他叫“显梦”;梦背后隐藏的真正欲望,他叫“隐梦”。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是通过自由联想,帮助做梦的人穿过显梦的层层伪装,找到隐梦的真实含义。 《梦的解析》出版后的十年里,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没有立刻引起轰动。它被科学界冷淡对待,被医学界嘲讽为“维也纳的江湖医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气馁。他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每周三晚上在他家里聚会,讨论精神分析的案例和理论。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荣格、阿德勒等人先后加入,精神分析从维也纳传到了苏黎世,又从欧洲传到了美国。 弗洛伊德后来把精神分析的理论从梦扩展到人的整个心理结构。他把人格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最原始的冲动,遵循快乐原则;超我是内化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自我夹在中间,试图平衡本我的要求和超我的约束。他还提出了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就经历口欲期、肛欲期、性器期等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经验都会在潜意识里留下痕迹,影响成年后的人格。这些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关于儿童也有性欲的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社会里,几乎是一种冒犯。 但弗洛伊德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医学和心理学。他让“潜意识”“压抑”“阻抗”“口误”“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式口误”这些词进入了日常语言。他让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始关注人物行为背后的隐秘动机,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绘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他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开始思考,理性的历史叙事背后,是否存在着非理性的驱动力。他让人们开始接受一个事实:人不是自己心灵的主人,意识只是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角,更大的部分藏在看不见的水下。 当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受到过很多批评。他的许多概念无法进行严格的实验检验,他的结论大多来自对少数病人的临床观察。他对女性心理的描述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强烈批评。他在某些案例中的推断,也被认为带有过多的主观臆测。但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在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对话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潜意识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成人人格?梦有没有意义?这些问题,是弗洛伊德首先系统提出并试图回答的。至于答案是否完全正确,那是后来的研究者去检验和修正的事。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弗洛伊德作为犹太人,被迫离开维也纳,流亡英国伦敦。1939年9月23日,他在伦敦去世。据说他在去世前几年曾经对朋友说:“我们拥有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思想。”这句话也许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注脚。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那些看不见的思想,去听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去解读那些醒来说不清楚的梦。他未必找到了全部的真相,但他打开了一扇门,让后来的人可以接着往里走。 回顾今天的内容,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摩拉维亚,在维也纳学医,后赴巴黎学习神经学,师从沙尔科。回到维也纳后,他与布罗伊尔合作治疗癔症病人,从中得到启发,创立了谈话疗法,进而提出了潜意识理论。1900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提出梦是潜意识愿望的满足,显梦是伪装,隐梦才是真实含义。此后,他发展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以及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20世纪传播到全世界,深刻影响了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学和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心灵的理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一位改变人类对时间和空间认知的科学家——爱因斯坦。1905年,他在一年之内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每一篇都足以拿诺贝尔奖。相对论如何颠覆了牛顿以来的物理学?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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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6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晚清的中国在变法与排外之间反复挣扎,最终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签下了《辛丑条约》。而就在这场浩劫刚刚平息后不到四年,一场新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大地上打响了。交战的双方,一个是老牌帝国沙皇俄国,一个是刚刚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的日本。战场不在东京,也不在圣彼得堡,而是在旅顺、在奉天、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这场战争只打了一年半,却产生了一个此前两千年从未有过的结果:一个亚洲国家,在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中,击败了一个欧洲白人帝国。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日俄战争与亚洲的觉醒。 要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得回到十年前的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辽东半岛。但俄国对东北亚有自己的算盘,它想要一个远东的不冻港,旅顺和大连正是它看中的目标。于是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出面干预,迫使日本把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日本对此耿耿于怀,视之为奇耻大辱。而俄国自己,则在1898年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又把东清铁路从哈尔滨一路修到了旅顺港。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干脆出兵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事后虽然签了撤兵条约,却迟迟不肯兑现。日本觉得,自己在朝鲜半岛和东北的利益被俄国一步步挤压,谈判谈不拢,剩下的就只有战争了。 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联合舰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了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鱼雷击中了三艘俄国军舰,战争就这样在夜色中开始了。俄国人被这一击打懵了,但他们的主力舰队仍然缩在旅顺港内,依靠岸防炮台和港口的险要地势固守。 陆地上的战斗,比海上更加惨烈。日军从朝鲜登陆,一路向北推进,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旅顺要塞西北侧的一座小山上。这座山海拔只有两百零三米,所以在地图上被标注为“203高地”。谁控制了203高地,谁就能俯瞰整个旅顺军港,用重炮把港内的俄国舰队一艘一艘地炸沉。日军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接下了攻打高地的任务。他面对的是一道由铁丝网、机枪掩体和壕沟组成的现代化防线。日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正面冲锋,士兵们在俄军的机枪和火炮下成片倒下。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也在旅顺的战场上先后阵亡。这场围绕203高地的争夺战,日军先后发动了七十多次冲锋,付出了将近一万七千人的伤亡,才在1904年12月5日拿下了这座山头。高地一到手,日军立刻架起重炮,向旅顺港内猛轰。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这样被从陆地上摧毁了。整个旅顺战役的代价是惊人的,日军在旅顺城下伤亡近六万人,而乃木希典回国后面对欢迎的人群,说的第一句话是:“吾乃杀乃兄乃父之乃木是也。” 旅顺陷落后,俄国的败局似乎已经注定。但沙皇尼古拉二世不甘心,他从波罗的海舰队中抽调了精锐,组成第二太平洋舰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指挥,绕过大半个地球,从欧洲一路航行到远东,去驰援那片已经几乎输掉的战场。这支舰队在海上漂了将近八个月,穿过了北海、大西洋、印度洋,航程超过一万八千海里。等它终于驶近对马海峡时,船底长满了海藻,水兵们疲惫不堪,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已经在海峡的另一头等了很久了。 1905年5月27日,对马海峡起了大雾。俄国舰队排着纵队驶入海峡,东乡平八郎的舰队突然从雾中杀出,抢在俄国舰队正前方完成了著名的“U型转弯”。这个转向动作极其冒险,因为在转向的过程中,日舰会暴露在俄舰的炮口下一段时间。但东乡赌的就是俄军的反应速度和射击准度。俄军果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日舰完成转向后,利用速度优势始终占据着俄国舰队的前方和侧翼,用密集的舷侧火力反复轰击俄舰。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三分之二的舰只被击沉或捕获,罗杰斯特文斯基本人受伤被俘。而日本方面,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这场海战的损失之悬殊,在世界海战史上都是罕见的。东乡平八郎在开战前对全舰队说过的那句话,后来成了日本海军的格言:“皇国兴废,在此一战。” 战争打到这里,双方都精疲力竭了。日本虽然在海陆两个战场上都取得了胜利,但它的国力已经绷到了极限。俄国虽然远道调兵,后勤线漫长,但它的体量远大于日本。双方都意识到,再打下去,谁也占不到更多的便宜。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两国代表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坐下来谈判。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优越利益;俄国把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口和大连湾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俄国把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和附属权利、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俄国还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日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战争赔款。这个结果在日本国内引发了骚乱,因为民众期待的是一笔巨款,而不是一份几乎没有现金补偿的条约。但从战略上看,日本已经得到了它最想要的东西:在东北亚的主导权。 这场战争最大的冲击,不在谈判桌上,而在整个亚洲的心里。在此之前,近代以来的每一次大规模冲突,都是白人国家击败非白人国家,或者白人国家之间互相厮杀。一个亚洲国家,用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和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在正面战场上彻底击败了一个欧洲帝国,这在当时被全世界看作一场“种族战争”。消息传到中国,知识分子们受到的震动是双重的。一方面,立宪派从中看到了希望,他们问:日本能通过明治维新和立宪制度在几十年内变得如此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战后清廷派出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预备立宪的运动由此启动。另一方面,革命派则从中看到了清廷的无能,他们认为,既然日本能打败俄国,那么推翻一个腐朽的满人朝廷、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更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了。在朝鲜,人们先是感到振奋,以为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会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日本在战争后迅速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最终在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在印度,在埃及,在越南,在菲律宾,被殖民的人们都在谈论对马海战的胜利,谈论一个亚洲民族如何用西方的技术反过来击败了西方。日本的胜利,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亚洲民族主义的水面,涟漪扩散到了整个大陆。 日俄战争常被历史学家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预演了1914年之后的那场大战:堑壕、机枪、重炮、总动员、远洋舰队的调遣、以及一场战争如何通过报纸和电报瞬间传遍全球。但它最深的印记,留在了一个更柔软的层面:一个亚洲国家证明了,西方的军事优势不是天生的种族禀赋,而是可以被学习、被追赶、被超越的。这个结论,对于当时正在黑暗中摸索的无数亚洲人来说,是一道刺眼的光。它未必照亮了正确的道路,但它确实让很多人第一次觉得,黑夜不是永恒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战场转向人的内心。1900年,一位维也纳医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长,叫《梦的解析》。他说,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得多。弗洛伊德与潜意识革命,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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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5期。上一期我们讲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中国朝野受到空前震动。战败之后,摆在晚清面前的,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自上而下地改制度,学日本、学西方,把旧的官僚体系、科举取士、军事组织都翻新一遍。另一条路是自下而上地排外,把洋人、洋教、洋货统统赶出去,回到一个封闭的旧世界。走第一条路的,是一群读书人,他们发动了戊戌变法。走第二条路的,是北方的农民,他们掀起了义和团。这两条路方向相反,方法不同,却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先后撞上了同一堵墙。 先说变法。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复上书光绪皇帝,指出仅仅学西方的“器物”不够,必须从制度层面动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此后的103天里,新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出来:裁撤冗官,废除八股,开办新式学堂,鼓励私人办实业,训练新式军队。这些措施单拿出来看,每一项都指向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但它们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权力。裁撤衙门,意味着有人要丢官;废除八股,意味着无数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要重新找出路;训练新军,意味着旧式将领的兵权可能被稀释。而所有这些诏令,都绕开了当时真正掌握最终权力的慈禧太后。 光绪帝不是不知道太后的分量。变法开始后不久,他就去颐和园请示,结果遭到严厉斥责。他随后给维新派下了一道密诏,里面说得很清楚:太后不愿尽变旧法,也不愿罢黜那些昏庸老臣,如果强行推动,“朕位且不保”。也就是说,连皇帝自己都意识到,他的皇位本身已经悬于一线。到了9月,局势急转直下。维新派寄希望于手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谭嗣同深夜去找他,希望他能起兵保护光绪。但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慈禧的亲信荣禄报告了情况。关于袁世凯的告密究竟在政变中起了多大作用,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告密直接触发了政变,有的认为政变在此之前已经在酝酿。但无论如何,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变法在103天后戛然而止。 慈禧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谭嗣同本来可以走,但他选择留下。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斩,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留下了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用死来告诉国人,变法这条路,是有人愿意用命去铺的。 变法失败后,清廷的权力重新回到了最保守的一批人手里。而就在这个时候,北方的乡村正在酝酿另一种力量。义和团最早发源于山东,最初是民间的武术组织,甚至带有反清的色彩,被官方视为白莲教的余脉而屡遭打压。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华北农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洋货涌入,传统手工业凋敝;传教士深入乡间,民教冲突不断;甲午之后的赔款摊派,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这样的土壤里,一种“排外”的情绪迅速滋长。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转向了“扶清灭洋”,他们焚烧教堂,拆毁铁路,攻击教民和洋人,相信自己喝下符水、念动咒语,就能“刀枪不入”。 1899年底到1900年春,义和团从山东进入直隶,声势迅速扩大,天津成为了活动的中心之一。慈禧的态度也在变化。她最初派兵镇压,但当发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的旗号,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时,她开始考虑把这股力量收为己用。1900年6月,清廷正式承认义和团为“义民”,允许他们进入北京。大批拳民涌入京城,焚烧教堂,攻击使馆区,局势彻底失控。 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西、比、荷十一国宣战。这份宣战诏书里写道,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如今“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言辞不可谓不壮烈。但问题是,清廷并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军队来支撑这场战争。它所倚仗的,是一群相信符咒可以抵挡子弹的拳民,以及一部分态度摇摆的官兵。 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推进。在天津,直隶提督聂士成陷入了极其矛盾的处境。他既要抗击联军,又要面对义和团对他的攻击和朝廷内部主战派对他的弹劾。1900年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南门外八里台督战,身中数弹,壮烈阵亡。一位清军高级将领,在抵御外敌的战场上战死,而他的背后,是一个已经无法有效统合自身力量的朝廷。天津陷落后,联军向北京推进。8月,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逃。 就在北方陷入战火的同时,南方发生了一件对晚清政治影响更为深远的事。当清廷的宣战诏书传到东南各省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在盛宣怀等人的联络下,拒绝执行这份命令。他们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商订了《东南保护约款》,约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流域及苏杭内地的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两不相扰”。这就是“东南互保”。从字面上看,它是一份地方性的治安协议;从实质上看,它是地方督抚对中央权威的一次公开违抗。这些汉人督抚用行动表明,当朝廷的决策走向极端时,他们可以选择不服从。清廷事后并没有能力追究他们的“抗命”,因为它的生存本身,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些地方实力派。 1901年9月,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9.8亿两。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允许列强驻兵,使馆区可以驻军。中国的财政和主权,又一次被大幅度削弱。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一个想用制度改造来避免危机,一个想用排外来驱逐危机。变法败于权力结构本身,义和团败于它试图依赖的那个权力结构已经腐朽到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而东南互保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一个更深的变化:那个曾经能够号令全国的清廷,在庚子之后,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的意志贯彻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了。旧的道路走不通,新的力量还没有成形,晚清的最后十年,将在这两重困境之间挣扎着寻找出路。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北亚,讲一场在中國土地上进行的、却以日本胜利告终的战争——日俄战争。一个亚洲岛国,为什么能在对马海峡击败一个欧洲陆军强国?这场战争又如何震动了整个亚洲的殖民秩序?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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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4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柏林会议,欧洲列强在会议室里用尺子瓜分了非洲。而就在同一时期,东亚也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只打了不到一年,规模远不如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但它对一个古老帝国的冲击,却比此前几十年的任何一次失败都更加深重。因为这一次,打败中国的不是远道而来的西洋舰队,而是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岛国日本。甲午战争,把清朝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彻底打醒了。 要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得先看看战前中日两国的状态。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提出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国力迅速增强,并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876年,日本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朝鲜 traditionally 是清朝的藩属国,日本在朝鲜的渗透,直接触动了清朝的宗藩体系。而清朝这边,虽然搞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建起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但政治腐败、派系倾轧,军队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两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碰撞,迟早要演变成一场战争。 导火索在1894年春天点燃。朝鲜南部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求援。清朝按照惯例派兵进入朝鲜协助镇压。日本抓住这个机会,也以保护侨民为名,大量出兵朝鲜。等起义被平息,清军准备撤回时,日本不仅拒绝撤军,反而继续增兵,并提出了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蓄意要把局势推向战争。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丰岛附近海域,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清军的运兵船队。其中一艘被击沉的运兵船叫“高升”号,是李鸿章特意租来的英国籍商船,原本以为挂着英国旗,日本不敢动手。但日本军舰“浪速”号在检查完执照、确认满船都是清兵之后,依然发射了鱼雷,并用舷炮猛轰。当船开始下沉时,日军甚至用步枪向漂浮在海面上求救的中国士兵射击。一千多名官兵葬身海底。同一天,日本陆军也向驻牙山的清军发起了进攻。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的第一场大规模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上,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开战不久,北洋旗舰“定远”号的舰桥被震塌,丁汝昌身负重伤,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但北洋将士打得非常顽强。“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炮弹打光、舰体已经严重倾斜的情况下,下令开足马力,冲向日军主力舰“吉野”号,试图与敌同归于尽。不幸的是,在冲锋途中,“致远”舰被日舰的炮火击中,锅炉爆炸,沉入海中。全舰二百多名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黄海海战打了五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多艘军舰受重创,但没有一艘沉没。北洋水师的战斗力遭到了严重削弱,黄海制海权开始落入日本手中。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北洋水师的基地——威海卫。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从陆路抄袭威海卫的后路,占领了沿岸的炮台。北洋舰队被困在威海港内,陷入了日军海陆夹击的绝境。提督丁汝昌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劝降,指挥残存的舰艇和劉公岛炮台,顽强抵抗了半个多月。但在援军无望、弹药将尽的情况下,局势已经无法挽回。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在绝望中服毒自尽,以身殉国。几天后,北洋舰队残部投降,曾经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就此全军覆没。 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决定了谈判桌上的结局。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核心条款,每一条都像刀子一样割在这个古老帝国的身上: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这等于打开了外国资本在华设厂的大门。 《马关条约》签订后,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俄国出于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希望日本独占辽东半岛,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三国一起向日本发出“劝告”,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同时把军舰开到了日本近海。日本当时经过八个月的战争,已经十分疲困,无力对抗三国,只好让步,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又从清政府手里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补偿”。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这件事让清政府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可以靠俄国人来牵制日本,却不知道这恰恰是引狼入室的开始。 但《马关条约》真正的冲击,不在外交层面,而在中国人的心里。割地之广、赔款之巨,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最让朝野上下难以接受的,是打败中国的对手,是那个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岛国”。梁启超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了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句话说得很准确。在此之前,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国虽然一败再败,但统治阶层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西洋人船坚炮利,不过是“奇技淫巧”,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仍然是优越的。但甲午战争证明了一件事:日本学了西方的制度,就能打败只学了西方器物的大清。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果,在北洋水师的覆灭面前,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战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从“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洋务派讲了几十年的练兵、开矿、铁路、轮船,在甲午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是“枝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变法必须从制度入手,要变官制、兴学校、改科举。梁启超说得更直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形成: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而不只是修修补补。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在外部冲击下一次次退让,但内部的变革始终是缓慢的、局部的。在此之后,要求全面变革的呼声,从少数先觉者的书斋,扩散到了士大夫群体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自强运动,在一场不到一年的战争中宣告破产,而一场更深刻、更激烈的政治变革运动,正在这条失败铺成的道路上酝酿成形。天朝的迷梦碎了,但碎梦之后,一个民族开始被迫睁开眼睛,审视自己与世界的真实距离。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内部接连发生的两场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一群读书人试图在体制内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而另一群农民则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外来的压迫。这两场方向截然不同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清最后十几年里最悲壮、也最复杂的图景。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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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3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汽车与飞机的诞生,内燃机把人类带上了公路和天空。而就在莱特兄弟离地飞行的二十年前,欧洲列强的代表们正坐在柏林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着一张巨大的非洲地图,用尺子和笔,划定了一片又一片的势力范围。这场会议从1884年11月开到1885年2月,持续了一百多天,没有一个非洲人参加,却决定了整个非洲大陆此后一百多年的命运。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柏林会议与非洲的瓜分。 要理解柏林会议为什么召开,得先看看1880年代初非洲发生了什么。在那之前,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势力主要局限在沿海据点。葡萄牙人早在15世纪就占据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海岸,法国人在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有据点,英国人在南非和西非沿海有贸易站。非洲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欧洲人来说仍然是一片“未知之地”。但从1870年代开始,情况变了。探险家深入内陆,传教士建立 mission,商人寻找新的原料和市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尤其积极,他以“国际考察和开发中非协会”的名义,派探险家斯坦利深入刚果河流域,跟当地酋长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法国也不甘落后,布拉柴从法属刚果一侧向刚果河上游推进。到1880年代初,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刚果河流域的争夺已经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德国首相俾斯麦看到了危险。他本人对非洲殖民地兴趣不大,但他担心列强因为争夺非洲而爆发欧洲战争。于是,他提议在柏林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刚果河流域的争端,实际上是给整个非洲的瓜分制定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1884年11月15日,会议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开幕。参加的有十五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斯曼帝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非洲的代表,一个也没有。 会议最核心的成果,是确立了一条原则,叫“有效占领”。在此之前,欧洲国家在非洲的领土主张,往往靠“首先发现”或者跟当地酋长签一纸条约来支撑。但“发现”和“签约”太容易了,任何一个探险家都能拿着几张纸,宣布某片土地归某国所有。柏林会议规定,从今以后,任何国家要想在非洲海岸取得新的领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实际有效地占领,也就是要有军队、警察或行政官员在那片土地上行使权力;第二,必须通知其他签字国。这条规则听起来很合理,但它实际上把非洲变成了一场“先到先得”的竞赛。谁有能力派兵、设哨所、修铁路,谁就能圈占土地。而那些没有能力做这些事的地方,就会被别人抢走。柏林会议之后,瓜分非洲的节奏骤然加快。1885年,列强只占领了非洲大约两成的土地;到19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九成以上。 会议还处理了刚果河流域的命运。利奥波德二世通过一系列幕后交易,让与会各国同意,把刚果盆地大约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他个人的私人产业,称为“刚果自由邦”。一个国王,把一片相当于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境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刚果河被宣布为国际河流,各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会议还就尼日尔河的贸易自由、废止奴隶贸易等问题通过了条款。但这些条款的实际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各自的利益。 柏林会议最深远的影响,不在于它划定了哪些具体的边界,而在于它划定边界的方式。会议期间和会后,列强在地图上用直线、经纬线和对地理一无所知的人为逻辑,切分了非洲大陆。他们不考虑河流、山脉、语言、族群和王国。一个族群可能被一条直线劈成两半,分属两个不同的殖民地;两个世仇的群体可能被圈进同一个行政区域。这种人为的边界,在殖民统治时期靠武力维持着,但一旦殖民体系瓦解,它们就变成了持续冲突的根源。今天非洲许多国家的边界纠纷、族群冲突和治理困境,都可以追溯到柏林会议上那些在办公室里画出的线条。 从1885年到1914年,欧洲列强以惊人的速度瓜分了非洲。法国占据了西非和北非的大片土地,面积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英国占据了从开普敦到开罗的带状地带,以及西非的尼日利亚等地,面积将近九百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德国占据了东非、西南非和喀麦隆,意大利占据了利比亚和索马里的一部分,比利时占据了刚果,葡萄牙保留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西班牙在西北非和赤道几内亚保有据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国家保持了独立。 柏林会议没有发动一场战争,但它为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暴力瓜分提供了法律框架。它用“有效占领”把掠夺包装成规则,用“国际会议”把单方面的野心变成了多边的共识。它是一场没有非洲人参加的、关于非洲的会议。它留下的地图,至今仍然覆盖在那片大陆上。那些笔直的边界线,像一道道疤痕,提醒着人们,一个大陆的命运曾经怎样在一张桌子上被决定。 回顾今天的内容,柏林会议于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在柏林召开,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主持,十五个国家参加,没有任何非洲代表。会议确立了“有效占领”原则,要求列强在非洲取得领土必须实际控制并通知其他国家,这一原则加速了非洲的瓜分。刚果盆地被划归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产业。列强在地图上随意划分势力范围,不考虑非洲的自然地理和民族分布。到1914年,非洲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独立。柏林会议人为制造的边界和族群分割,为非洲独立后的长期动荡埋下了深远的根源。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非洲转向东亚,讲一场改变了中国和日本命运的战争——甲午战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为什么会在黄海和威海卫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一场岛国对大陆帝国的胜利,又如何震动了整个东亚的秩序?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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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2期。上一期我们讲了爱迪生与特斯拉的电流之战,电力开始点亮城市和工厂。但电力并不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唯一的动力来源。在同样的年代,另一种机器正在被装上车轮和机翼,它烧的是汽油,吐出的是废气,却把人类带上了公路,也带上了天空。从1886年第一辆汽车获得专利,到1903年第一架飞机离地,中间只隔了十七年。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汽车与飞机的诞生。 故事从德国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开始。1886年1月29日,曼海姆的一位机械工程师向德国专利局提交了一份申请,名称很朴素,叫“以燃气发动机驱动的车辆”。申请人叫卡尔·本茨。这份专利,后来被公认为世界汽车的出生证明。 本茨造出来的东西,和今天人们想象中的汽车不太一样。它只有三个轮子,前轮小,后轮大,前轮负责转向,后轮负责驱动。车架是钢管焊成的,车轮是钢丝辐条,外面裹着实心橡胶。座位后面卧着一台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排量不到一升,功率不到一马力,最高时速大约十五六公里。它没有方向盘,转向靠一根操纵杆;没有刹车踏板,减速靠一条皮带。但就是这台简陋的三轮机器,第一次把内燃机和一辆可以载人的车辆结合在了一起,让车辆不再需要马匹来拉动。 本茨并没有在申请专利的那一天就把车开上街。他先是在自己的院子里反复试验。1886年7月3日,他才在曼海姆的街道上进行了第一次公开行驶。据说他当时很紧张,怕车子在半路抛锚,让自己当众出丑。但车子跑完了那段路。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汽车,就这样静悄悄地出现在了世界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位德国工程师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戈特利布·戴姆勒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威廉·迈巴赫,从1880年代初就在研制轻量化高速内燃机。1883年,他们造出了一台卧式高速单缸汽油机。1886年,他们把一台一点一马力的发动机装进了一辆四轮马车的底盘里。这辆车被叫作“汽油马车”。它保留了马车车厢的样子,但马被发动机取代了。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十八公里左右,比本茨的三轮车稍快一些。 本茨和戴姆勒互相并不认识,他们的工作是完全独立进行的。本茨更关注整车——车架、转向、传动,他要造一辆完整的车。戴姆勒和迈巴赫更关注发动机——功率、转速、点火,他们要把内燃机做得更轻、更强。两条路径各有侧重,却指向同一个方向。1926年,这两家公司最终合并,成为戴姆勒-本茨公司。但在1886年,汽车还只是一个刚刚被证明可以自己跑起来的实验品,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遥远。 真正让汽车进入公众视野的,是1888年的一次长途旅行。本茨的妻子贝瑞塔·本茨,在没有告诉丈夫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儿子,驾驶一辆改进版的奔驰专利汽车,从曼海姆出发,前往她出生的城市普福尔茨海姆。往返大约一百八十公里。一路上,车子出过故障,皮带断过,油箱堵过,贝瑞塔用发卡和丝袜临时修补,还在路边的药房里买汽油。当她到达目的地时,人们第一次看到一辆不靠马拉的车跑完了这么远的路。这次旅行向世界证明,汽车不只是院子里转圈的玩具,它可以真正用来出行。 汽车在公路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天空,还在等待。 十九世纪末,已经有不少人尝试过飞行。有人造滑翔机,有人造带发动机的模型,但没有人真正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怎样在空气中控制一个比空气重的机器,让它按照驾驶者的意图转向、俯仰、保持平衡。德国的奥托·李林达尔做了上千次滑翔飞行,但在1896年的一次飞行中遇难。他的死让很多人认为,动力飞行也许还要等很久。 但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一对兄弟不这么想。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开着一家自行车修理店,也制造自己的品牌自行车。自行车给了他们一个关键的启发:一个不稳定的东西,是可以通过持续的控制来保持平衡的。他们没有一上来就造飞机,而是先花了几年时间,造滑翔机,做风洞实验,测试不同形状的机翼在气流中产生多少升力。他们自己造了一个风洞,用一台改装的汽油发动机驱动风扇,在里面吹过几百种不同弯度和尺寸的翼型。他们发现,过去人们使用的升力数据有很多错误,他们需要自己建立一套更可靠的数据。 有了机翼的数据,他们还缺一个东西:一台足够轻、功率足够的发动机。当时没有现成的航空发动机可用。莱特兄弟的机械师查尔斯·泰勒,用一台普通的汽车发动机作为基础,改造出了一台四缸汽油机,重量只有大约七十多公斤,功率大约十二马力。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功率重量比。他们用这十二马力,驱动两具木制的螺旋桨。 1903年12月17日,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附近的斩魔山。那是一大片平坦的沙地,海风常年吹拂。清晨,气温很低。现场观看的人不多,只有五个人。奥维尔·莱特趴在“飞行者一号”的下层机翼上,负责操纵。威尔伯在飞机旁边扶着机翼,帮助它保持平衡。上午十点三十五分,飞机在滑轨上加速,离开了地面。它飞得并不平稳,有些跌跌撞撞,但它确实在向前飞。十二秒,三十六点五米。奥维尔从座位上起来时,人类第一次完成了一次有动力、可操控、持续的载人飞行。 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又飞了三次。最后一次,威尔伯飞了将近一分钟,距离超过两百五十米。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一架现代大型客机的翼展,就比那天的飞行距离长得多。但那十二秒打开了一扇门。莱特兄弟证明了一件事:动力飞行不需要等待某种奇迹般的材料或发动机,它需要的是对控制的理解,是对升力和平衡的精确计算,是反复试验的耐心。 回顾今天的内容,1886年1月29日,卡尔·本茨为他的三轮汽油动力车申请了专利,同年7月进行了首次公开行驶。几乎同时,戴姆勒和迈巴赫把汽油机装上了四轮马车底盘,造出了“汽油马车”。1888年贝瑞塔·本茨的长途驾驶,向公众证明了汽车的实用性。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用“飞行者一号”完成了十二秒的动力飞行,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可操控的持续飞行。内燃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同时解锁了道路和天空。汽车和飞机的诞生,让人类移动的速度和范围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贸易与旅行,准备了全新的工具。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技术转向政治,讲一讲1884年到1885年的柏林会议。欧洲列强如何在一张地图上瓜分了非洲?这场会议为什么被称为“非洲的浩劫”?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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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1期。上一期我们讲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时代到来了。发电机、电动机、输电网络开始改变工厂和城市的面貌。但电力的普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世纪80年代,两位天才发明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技术路线之争,争论的核心是:电力究竟应该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来输送?这场争论后来被称为“电流之战”。它的主角,一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托马斯·爱迪生,另一位是初出茅庐的尼古拉·特斯拉。 先讲爱迪生。爱迪生1847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小时候只上过几个月的正规学校,被老师认为反应迟钝,是他的母亲把他带回家亲自教育。他从小喜欢做实验,十几岁就在火车上卖报纸,同时在自己弄的小实验室里摆弄化学品和电报机。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电报员,走南闯北,积累了大量实际操作经验。1876年,他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爱迪生不是那种在书斋里推导公式的科学家,他更像一个系统的组织者,把一群工程师和工匠聚在一起,围绕一个明确的目标反复试验。 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实用的白炽灯。灯泡要亮,就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爱迪生的思路是建立中央发电站,通过地下电缆把电输送到附近的用户家中。他选用的电力系统是直流电。直流电的方向恒定不变,电压稳定,适合驱动他设计的灯泡和电动机。1882年,爱迪生在纽约曼哈顿的珍珠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化的中央发电站。这台发电站用蒸汽机驱动发电机,通过地下电缆向曼哈顿的几百个用户供电,点亮了路灯、住宅和办公室。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在当时的城市中心区域运行得很好,因为用户离发电站不远,线路损耗可以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直流电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短板:它不能远距离输送。直流电的电压一旦确定,就很难在输送过程中升高或降低。如果要把电送到几十公里之外,线路上的电阻会造成大量能量损失,电压也会下降。这意味着,每座城市、每个街区,都需要建自己的发电站。对于人口密集、工厂林立的城市中心,这勉强可行;但对于广大的郊区和农村,直流电系统几乎无法覆盖。 就在这个时候,特斯拉登场了。特斯拉185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塞尔维亚家庭,父亲是东正教神父。他从小聪慧过人,在奥地利和捷克接受过严格的理工教育。1884年,二十八岁的特斯拉带着前雇主写的一封推荐信来到纽约,找到了爱迪生。推荐信上写着:“我知道世界上有两位伟人,一位是您,另一位就是这个年轻人。”爱迪生雇用了特斯拉,让他改进直流发电机。据说爱迪生曾许诺,如果特斯拉能完成某项改进,就给他五万美元奖金。特斯拉完成了工作,但当他去要奖金时,爱迪生说那只是个玩笑。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让特斯拉离开了爱迪生的公司。 特斯拉真正的贡献,是发明了交流感应电动机。交流电的特点是电流方向周期性变化。特斯拉发现,利用多相交流电,可以产生旋转磁场,从而驱动电动机转动。这种电动机结构简单,没有电刷和换向器,非常耐用。更重要的是,交流电的电压可以通过变压器方便地升高或降低。在远距离输送时,把电压升高,可以减少线路损耗;到了用户端,再把电压降低到安全范围。这就解决了直流电无法远距离输送的难题。 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得到了企业家乔治·威斯汀豪斯的支持。威斯汀豪斯是西屋公司的创始人,他买下了特斯拉的专利,投入巨资开发交流电系统。1886年,西屋公司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林顿建成了一座交流发电站,成功地为附近的城镇供电。交流电系统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它可以覆盖更广的区域,成本更低,更适合大规模推广。 爱迪生感受到了威胁。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公众面前抨击交流电。他的策略之一,是强调交流电的危险性。爱迪生和他的支持者用交流电去电击流浪狗和猫,甚至推动纽约州采用交流电电椅来执行死刑,试图让公众把交流电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这场争论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称为“电流之战”。但技术上的优势,并不是靠恐惧就能抹掉的。交流电在传输距离和成本上的优越性,越来越难以否认。 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主办方需要一套能够点亮整个会场的照明系统。西屋公司用交流电系统赢得了合同,为世博会提供了照明。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亲眼看到交流电安全地照亮了巨大的场馆。这次成功,让交流电在公众心中站稳了脚跟。同一年,尼亚加拉瀑布的发电站项目启动。这个项目最初考虑过直流电,但经过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交流电方案。1896年,尼亚加拉瀑布发电站开始向远处的城市输电,交流电系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交流电逐渐成为全球电力输送的标准,直流电则退回到电池、电子设备等特定领域。 但这场电流之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打败坏人”的故事。爱迪生在电力应用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发明了实用的白炽灯,还建立了完整的发电、输电和用电系统,培养了第一代电气工程师。他的门洛帕克实验室开创了工业研究的模式。交流电系统之所以能胜出,是因为它更适合大规模、远距离的电力输送,但这并不意味着爱迪生所做的一切都被否定了。事实上,在后来的许多年里,直流电在电子设备和某些工业应用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特斯拉也没有因为交流电的胜利而变成富翁。他后来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无线输电、无线电通信等领域,做出了许多超前的设想,但商业上并不成功。他晚年生活孤独,1943年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去世。两位天才之间的竞争,推动了电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整个世界更快地进入了电气时代。 回顾今天的内容,爱迪生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了直流电供电系统,在纽约珍珠街建成了第一座商业发电站,证明了电力可以进入城市生活。但直流电无法远距离输送。特斯拉发明了交流感应电动机,在威斯汀豪斯的支持下开发出交流电系统。爱迪生曾用交流电电击动物和推动电椅来抨击对手,但技术优势最终无法被恐惧掩盖。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尼亚加拉瀑布发电站的成功,让交流电成为全球电力输送的标准。电流之战推动了电力技术的普及,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一百多年的能源和工业格局。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汽车与飞机的诞生。内燃机如何从工厂走进马路,又如何在天空中插上翅膀?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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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0期,也是第四单元“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第一期。上一期我们做了第三单元的阶段性小结,回顾了15到19世纪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历程。而就在19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里,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悄然兴起,它把人类从蒸汽时代带入了电气时代。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用煤和蒸汽解放了人的体力,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用电力、内燃机和化学工业,重新塑造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间范围,大致从1870年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它的发源地不再仅仅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成为了新的技术先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机、纺织机械和铁路,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电力、内燃机、化学工业和钢铁的大规模生产。这些技术不是简单地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延续,而是一次质的飞跃。 先说电力。电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早在古代就被人们注意到了,但把它变成可以大规模使用的能源,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发电机,这是电力工业的关键突破。有了发电机,机械能就可以高效地转化为电能,电力从此可以大规模生产。与此同时,输电技术也在进步。早期的电力只能在发电厂附近使用,因为直流电的电压难以远距离传输。1880年代,交流电技术逐渐成熟,变压器可以把电压升高或降低,电力可以输送到几百公里之外。发电厂、输电网络和电动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电力系统。工厂不再需要靠蒸汽机集中驱动传动轴,电动机可以安装到每一台机器上,生产布局变得更加灵活。城市开始有了电灯、电车和电话,电力的应用从工厂扩展到家庭和公共空间。 电力的普及,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梯,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的东西,在19世纪末都是改变生活的新发明。城市的夜晚不再被黑暗笼罩,街道照明让夜间活动成为可能。电梯的发明让摩天大楼成为现实,城市的垂直空间被打开了。电话让远距离通信变得即时,电报网络已经通过海底电缆把各大洲连接在一起。电力的应用还深入到家庭。电熨斗、电风扇、洗衣机、吸尘器陆续出现,家务劳动的强度开始下降。虽然这些电器在19世纪末还只是富裕家庭的奢侈品,但它们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消费社会正在到来。 再说内燃机。内燃机烧的是液体燃料,比如汽油和柴油,而不是煤。它的体积比蒸汽机小,效率更高,可以安装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1885年,德国人本茨制造了第一辆实用的内燃机汽车。1913年,美国人福特在底特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装配线,汽车从手工制作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人可以买得起的消费品。内燃机还被用于轮船、飞机和拖拉机,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的面貌都发生了改变。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有动力、可操控的持续飞行。虽然那次飞行只持续了十二秒,但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化学工业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合成染料、化肥、炸药、塑料、药品,这些产品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德国在化学工业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巴斯夫、拜耳等公司把实验室里的发明变成了工厂里的产品。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为军事工业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武器。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合成染料取代了天然染料,制药工业开始生产出能够治疗疾病的新药。化学实验室和工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科学研究开始直接转化为生产力。 钢铁工业同样取得了突破。1856年,英国人贝塞麦发明了转炉炼钢法,可以大规模生产廉价钢。钢比铁更硬、更韧,可以用来造铁路、桥梁、船舶和机器。钢轨取代了铁轨,铁路的运力和寿命都大大提高了。摩天大楼的骨架、远洋轮船的船体、工厂的机器,都离不开钢。到19世纪末,钢铁产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德国的克虏伯公司、美国的卡内基钢铁公司,都是这一时期钢铁工业的代表。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技术,也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集中,出现了大型的垄断企业,比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卡内基的钢铁公司。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催生了现代大企业的管理方式和金融体系。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继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工会运动开始发展,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这些社会问题,将在20世纪继续发酵。 在国际格局上,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积累的优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被逐渐追平甚至反超。德国和美国凭借在电力、化学和内燃机领域的技术突破,迅速崛起为新的工业强国。德国在钢铁、化学和电气工业上超过了英国,美国则在钢铁、石油和机械制造上遥遥领先。工业实力的变化,推动了列强之间力量对比的重新洗牌。到19世纪末,欧洲列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非洲几乎被瓜分殆尽,亚洲也大部分被纳入殖民体系。这种激烈的竞争,最终在1914年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顾今天的内容,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870年代到1914年,以电力、内燃机和化学工业为核心,把人类带入了电气时代。西门子发明自激式发电机,交流电技术让电力可以远距离输送;内燃机催生了汽车和飞机,福特的流水线让汽车走进普通家庭;化学工业合成了染料、化肥和炸药,钢铁工业用转炉炼钢法生产出廉价钢。德国和美国在技术上迅速崛起,挑战了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经济组织和国际格局,为20世纪的现代世界奠定了技术基础。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两位电气时代的巨人——爱迪生与特斯拉。他们之间那场关于直流电和交流电的电流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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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09期。从第70期文艺复兴到第108期德意志统一,我们完成了第三单元“近代的曙光”的全部内容。从14世纪到19世纪末,这五百年间,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今天这一集,我们暂缓脚步,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我们要梳理一下,这五百年里,世界是如何一步步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 先看思想领域。文艺复兴让欧洲人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用画笔和刻刀赞美人体与人性。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信仰的垄断,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新教的神权共和国,英国则通过国王的离婚案走上了国教化的独特道路。启蒙运动把理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伏尔泰抨击教会和专制,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卢梭喊出人生而自由,这些思想为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科学革命则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伽利略用望远镜提供了实证,牛顿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把宇宙变成了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把人类自身也纳入了自然演化的长河。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不是孤立的,它们彼此呼应,共同削弱了中世纪以来以神学为中心的世界观,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准备了观念条件。 再看经济领域。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全球经济联系的序幕。哥伦布到达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全球航路的开辟把各大洲连成了一体,欧洲的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随之而来的是殖民扩张和三角贸易。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欧洲,一部分又通过贸易流向亚洲,换取香料、丝绸和瓷器。非洲的奴隶被运往美洲种植园,蔗糖、棉花、烟草等商品再运回欧洲。这种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网络,虽然建立在暴力和剥削之上,却客观上把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经济连接在了一起。亚洲的传统贸易格局也受到影响,欧洲商人逐渐挤入印度洋贸易,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到19世纪,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北美。蒸汽机、铁路和工厂制度把人类带入了工业时代,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遍布全球。 政治领域的变化同样剧烈。英国革命第一次用公开审判和处决的方式打破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议会至上原则逐步确立。美国独立战争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形态,十三块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了英国统治,《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1787年宪法确立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法国大革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了欧洲,但也经历了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血腥阶段。拿破仑的崛起和战争则把法国大革命的理念用刺刀带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在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领导下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诞生了一系列新兴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则在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了民族统一,两个新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版图上。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在西方冲击下迅速转型,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这些政治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民族国家和立宪制度逐渐取代王朝国家和专制统治,成为现代政治的主要形式。 国际格局方面,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试图恢复被拿破仑打碎的旧秩序。梅特涅主导的正统主义和均势原则维持了欧洲近四十年的总体和平。但1848年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虽然革命最终被镇压,但维也纳体系已经无法完全恢复,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再也无法被长久压制。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则彻底打破了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均势,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中央,旧的国际格局被颠覆了。与此同时,殖民竞争也在加速。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在亚洲、非洲和中东争夺势力范围,全球政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值得注意。工业革命带来了工厂制度和城市化,大量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新的阶级出现了,工厂主和雇佣工人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开始组织工会,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政治权利。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都是这种社会矛盾的表现。与此同时,教育逐渐普及,印刷术和报刊的发展让信息传播得更快,公共舆论开始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人口也在增长,欧洲的人口在18世纪和19世纪明显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伦敦、巴黎、柏林等城市成为现代都市的雏形。 这五百年里,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神权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宪政。每一个领域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推动、互相加速。思想解放为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政治变革为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经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和思想的进一步变化。当然,这个过程充满了暴力、掠夺和不平等。殖民扩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无数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奴隶贸易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和人道悲剧,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民主权利的扩大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但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一个以理性、科学、工业和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新世界,正在取代那个以宗教、农和帝国为核心的旧世界。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进入历史365系列的第四单元“现代世界的诞生”,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讲起。电力的广泛应用如何再次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内燃机、化学工业和流水线生产如何把世界推向现代?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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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08期。上一期我们讲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一个东亚岛国在西方冲击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崛起。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中部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长期以来,那片土地上散落着几十个大小邦国,讲着同一种语言,却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1871年,一个叫普鲁士的邦国用三场战争,把这片破碎的土地捏合在了一起。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彻底改写了欧洲的权力版图。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德意志的统一。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德意志地区成立了由三十九个邦国组成的邦联。这些邦国各有各的君主、军队、关税和法律。邦联有一个设在法兰克福的议会,但它没有实权。在邦联之内,有两个实力最强的成员:一个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帝国,长期占据着德意志邦联的主席位置;另一个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北方强国,领土从莱茵河延伸到波罗的海。奥地利希望维持现状,普鲁士则逐渐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 但统一不是只靠野心就能实现的。在政治统一之前,经济的力量已经在悄悄地拆掉邦国之间的墙。1818年,普鲁士在自己境内废除了内部关税,建立了统一的税则。随后,它邀请其他德意志邦国加入一个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从1834年正式运转,逐渐把绝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纳入了同一个市场。在同盟内部,货物可以自由流通,不用再每过一个邦国就交一次税。与此同时,铁路从1830年代开始铺设。到1870年前夕,普鲁士的铁路里程已经是奥地利的两倍。货物、人员和资本在德意志大地上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便宜。经济上的联系越紧密,政治上分裂的成本就显得越高。统一的经济基础,在枪炮打响之前就已经铺好了。 真正把统一推上快车道的,是普鲁士的政治和军事改革。1857年,威廉成为普鲁士摄政王,后来加冕为国王威廉一世。他任命罗恩为战争部长,重组普鲁士军队;任命毛奇为总参谋长,重新设计作战指挥体系。扩军需要钱,议会里的自由派议员不肯轻易批准预算,宪政危机随之爆发。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来解决这场危机。俾斯麦在下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了一场演说,说出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靠铁与血。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对暴力的崇拜,但俾斯麦的意思其实更具体:铁,指的是一个国家生产钢铁和其他战争资源的能力;血,指的是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这些资源的决心。他不是在鼓吹好战,而是在说,统一这件事,最终要靠实力来定。 俾斯麦没有等太久。第一场战争在1864年爆发。起因是北方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它们与丹麦国王存在继承关系上的纠葛。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联合奥地利共同对丹麦开战。丹麦战败,被迫放弃这两个公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后约定,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这个安排是俾斯麦故意留下的伏笔:荷尔斯泰因与奥地利本土不相连,被普鲁士的领土隔开,摩擦迟早会发生。普丹战争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第一战,也是他试探奥地利和欧洲列强反应的一步棋。 摩擦果然来了。1866年,普鲁士以奥地利在荷尔斯泰因的管理问题为借口,联合意大利对奥地利开战。意大利刚刚走上统一之路,与奥地利在威尼斯地区有领土争端,自然愿意站在普鲁士一边。普鲁士军队装备了后装步枪,铁路把兵员和物资迅速送到前线,毛奇的指挥体系让普鲁士的动员和调动比奥地利快得多。7月3日,双方在波希米亚的萨多瓦展开决战。普鲁士的兵力集中和战术效率在战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地利军队遭受重创。奥地利被迫求和,退出德意志邦联,不再插手德意志事务。普鲁士吞并了支持奥地利的几个邦国,并把美因河以北的各邦组成了北德意志联邦。至此,德意志统一只剩下了南方的几个邦国,而挡在它们和普鲁士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是法国。 法国为什么在意德意志的统一?因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法国东边,会彻底改变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一直在留心普鲁士的动向。俾斯麦很清楚,要让南方的巴伐利亚、符腾堡等邦国心甘情愿地加入进来,最好的办法是让它们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这个敌人很快就出现了。 1870年,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有人提议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远房亲戚利奥波德亲王去继承。法国对此强烈反对,要求普鲁士保证永远不接受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时接见了法国大使,双方谈得并不愉快。威廉把会谈情况用电报通知了在柏林的俾斯麦。俾斯麦拿到电报后,删改了几处措辞,把原本还算平和的表述变得简短而强硬,然后公布了出去。这份经过编辑的“埃姆斯密电”在巴黎和柏林同时激起了愤怒。法国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于1870年7月对普鲁士宣战。俾斯麦达到了目的:在法国看来是普鲁士的挑衅,在德意志各邦看来则是法国主动入侵。南方的巴伐利亚等邦国履行与普鲁士的同盟义务,加入了战争。 普法战争的速度和结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普鲁士军队动员迅速,铁路把兵力投送到前线,毛奇的指挥让普军始终占据主动。9月1日,色当战役打响。法国军队被围困在色当要塞,拿破仑三世本人也在军中。普军的火炮占据了周围的高地,法军突围无望。第二天,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他本人成了俘虏。消息传到巴黎,第二帝国崩溃,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普军继续向巴黎推进,围困了这座城市。法国的新政府虽然组织了抵抗,但无法扭转败局。 1871年1月18日,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镜厅,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举行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这里被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选择这个地方、这个日期,本身就是一种宣告。凡尔赛宫是法国王权的象征,镜厅是路易十四时代炫耀法国荣耀的地方。德意志帝国选择在这里加冕,等于把法国的屈辱刻进了自己的诞生之日。威廉一世本人对这个“德意志皇帝”的头衔并不十分热衷,但俾斯麦和在场的人们用呼声完成了这个程序。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就这样在战胜国的宫殿里诞生了。 德意志统一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德意志本身。一位英国政治家在统一完成后评价说,这是比法国大革命更重大的政治事件,欧洲的权力平衡被彻底摧毁了。在此之前,中欧是一片分裂的缓冲地带,法国、俄国、奥地利可以在那里相互牵制。统一后的德国,人口、工业潜力和军事力量都超过了周边的中等强国,它坐在欧洲大陆的中心,成为一个任何邻国都无法单独战胜的巨人。旧的均势逻辑被打破了。此后的欧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如何应对这个新的德国而展开。俾斯麦在统一之后的外交努力,也正是为了安抚邻国的恐惧,防止它们联合起来包围德国。但那个由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巨大力量,最终将走向何处,已经不再完全由他掌控了。 回顾今天的内容,德意志的统一是经济整合、军事改革和外交博弈在几年之内密集交汇的产物。关税同盟和铁路在统一之前已经把各邦国的经济连接在一起。俾斯麦利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三场冲突,一步步排除了奥地利和法国的阻碍。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中央。这个新国家的诞生,终结了中欧数百年的分裂,也颠覆了维也纳会议以来苦心维持的欧洲均势,为此后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埋下了深刻的张力。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对整个第三单元“近代的曙光”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从大航海到文艺复兴,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从美洲的独立到德意志的统一,这四五百年里,世界是如何一步步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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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07期。上一期我们讲了美国南北战争,一场内战保住了联邦,废除了奴隶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东方的日本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革。这场变革没有演变成长期内战,却在短短几十年内,把一个封闭的岛国推上了亚洲强国的位置。它的起点,通常被定在1868年。那一年,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新政府正式成立,日本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日本明治维新。 要理解明治维新,得先看看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是什么样子。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从此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幕府将军掌握实权,天皇住在京都,名义上是最高君主,实际权力有限。幕府为了维持统治,实行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把社会分成士、农、工、商几个阶层。武士是统治阶层,农民承担年贡,工商业者地位较低。对外方面,幕府从1630年代起推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海,限制外国船只进入日本,只允许荷兰和中国商人在长崎进行有限贸易。这套制度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但也让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变化隔离开来。 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变了。西方列强在亚洲扩张, 英国占据了印度,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美国也想在太平洋上寻找加煤站和贸易据点。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军舰驶入江户湾的浦贺。这些船体漆成黑色,冒着黑烟,日本人称之为“黑船”。佩里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幕府在武力面前没有太多选择。1854年,双方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允许美国船只补给。此后,英国、俄国、荷兰也相继与日本签订类似条约。1858年,日本又与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开放更多港口,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居留,并规定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这些条约被日本人视为不平等条约。 开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动荡和社会不满。外国廉价工业品涌入日本,冲击了本地手工业。生丝和茶叶大量出口,导致国内价格上涨。农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更加艰难。幕府在对外交涉中的软弱,也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主张恢复天皇的权威,把外国势力赶出去。但“攘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863年,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结果招来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的报复。四国舰队炮轰下关,长州藩惨败,不得不求和。这件事让一些人意识到,盲目排外行不通。要对抗西方,必须先学习西方,先把自己的国家变强。 与此同时,一些西南强藩,尤其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推动倒幕。萨摩藩位于今天的鹿儿岛,长州藩位于今天的山口县。这两个藩在幕末的动乱中逐渐结盟。1866年,萨摩和长州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幕府。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失败,权威大受打击。1867年,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压力下提出“大政奉还”,把政权交还给天皇。但幕府并没有真正放弃权力,它仍然掌握着大片领地和军队。倒幕派不满意这种安排。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新政府由总裁、议定、参与等职位组成,实际主导者是倒幕派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德川庆喜拒绝交出全部权力,双方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发生战斗。新政府军虽然人数较少,但装备了新式武器,士气也高。幕府军战败,德川庆喜退回江户。1868年4月,江户城无血开城,德川庆喜退隐。此后,新政府军继续平定东北和北海道的幕府残余势力,到1869年,日本基本实现统一。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御所紫宸殿率领公卿诸侯向神明宣誓,发布了《五条誓文》。这五条誓文分别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破除旧有陋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这五条誓文,是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它向国内外宣示,新政府要建立公议制度,要打破身份限制,要向世界学习。同年,天皇发布《天皇御笔信》,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达了向外发展的意图。9月,天皇从京都迁往东京,江户改名为东京,成为新的首都。年号也从庆应改为明治,取《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件,而是一系列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1869年,新政府推行“版籍奉还”,要求各藩主把土地和人民的名义上的支配权交还给天皇。1871年,又推行“废藩置县”,废除全国二百多个藩,改设府和县,由中央任命知事。这一措施真正结束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1872年,颁布学制,推行义务教育,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体系。1873年,颁布征兵令,废除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建立近代常备军。同年,实行地税改革,以货币地税取代实物年贡,稳定了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还推行“殖产兴业”,创办官营工厂,引进西方机器和技术,然后以低价转让给私人企业,扶植民间资本。在文化上,政府提倡“文明开化”,鼓励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科学知识和制度思想。1871年,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考察,历时近两年。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政府核心人物。他们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工厂、议会、学校和军队,回国后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改革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废除武士特权,导致大量武士失业,一些人发动叛乱。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起兵,史称西南战争。这场叛乱被政府军镇压,西乡隆盛战死。但自由民权运动也在兴起,一些人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政府在社会压力下逐步推进宪政。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日本从此有了形式上的立宪制度。 回顾明治维新,它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由下级武士主导、以天皇名义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它废除了幕府的封建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它推行征兵制、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它提倡文明开化,大量吸收西方知识和技术;它通过宪法和议会,确立了近代政治形式。但明治维新也保留了大量旧因素,天皇被神化,军部逐渐独立于内阁,对外扩张的倾向也在形成。这些因素,将在后来的历史中产生深远的后果。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日本转向欧洲中部,看看普鲁士如何通过三场战争完成德意志的统一,一个新兴的强国如何在欧洲版图中央崛起。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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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06期。上一期我们讲了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一本小册子预言了旧世界的崩塌。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一场持续四年的内战,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撕裂这个年轻的国家。这场战争造成超过六十万人死亡,比美国在后来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它终结了奴隶制,也锻造了一个真正统一的现代国家。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美国南北战争。 要理解这场战争,得先看看战前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独立之后,北方和南方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北方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工厂、铁路、自由雇佣劳动是它的基础。到1860年,北方已经拥有全国大部分的工厂、铁路里程和银行资本。城市在扩大,移民大量涌入,自由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南方则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棉花、烟草、稻米靠黑奴的双手耕种。到战争前夕,南方有将近四百万黑人奴隶,他们被当作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南方的棉花大量出口到英国,换取工业品和资本。南方的种植园主相信,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经济;没有棉花经济,南方就没有未来。 这两种制度在同一个联邦里共存了几十年,靠的是一连串的妥协。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1850年的妥协案,都在试图维持南北之间的平衡。但到了1850年代,妥协越来越难了。核心问题是:新加入联邦的西部领土,到底允许不允许奴隶制?北方希望限制奴隶制的扩张,南方则坚持要把奴隶制带进新领地。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允许新领地的居民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这等于废除了过去的地理界线。堪萨斯随即爆发了流血冲突,支持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人在这里直接交手。1857年,最高法院在斯科特案中裁定,黑人不是公民,国会无权在领土上禁止奴隶制。这个判决激怒了北方,也让南方更加强硬。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林肯属于共和党,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扩张,但不主张立即废除奴隶制。南方各州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决定脱离联邦。到1861年初,十一个南方州宣布独立,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他们搬出了“州权”的理论,说各州有权自己决定去留。 1861年4月,南军炮击了联邦军队驻守的萨姆特要塞,内战正式爆发。林肯的回应很明确:联邦不可分裂。他征召志愿军,北方随即动员起来。但战争一开始,北方打得并不顺利。南军有一位出色的将领罗伯特·李,他多次击败北军,甚至兵临华盛顿城下。1861年7月,第一次马纳萨斯会战,北军被南军击溃,狼狈退回华盛顿。北方不得不重新思考策略。北方的优势在于人口、工业、铁路和海军。北方有约两千万人口,南方只有九百万左右,其中还包括近四百万奴隶。北方有强大的工厂体系,可以生产枪炮、弹药、军服和铁路设备。北方海军可以封锁南方港口,切断南方的棉花出口和物资进口。但北方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深入南方,击败南军主力,这需要时间和巨大的牺牲。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862年和1863年。1862年9月,安提塔姆会战,李的北进被挡住,双方伤亡超过两万三千人。这场惨烈的战斗虽然没有明确的赢家,但它给了林肯一个机会。他借此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预备文件。1863年1月1日,宣言正式生效。宣言规定,叛乱各州的奴隶“自此以后将获得自由”。同时,它第一次授权征召黑人士兵加入联邦军队。但这里需要说清楚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解放宣言》是一份战时措施,不是国会通过的法律。它只适用于仍在叛乱中的南方州,对忠于联邦的四个边界州以及已经被联邦军队占领的地区,并不生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一夜之间解放所有的奴隶。但它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把战争的目标从单纯的“维护联邦统一”,扩展到了“废除奴隶制”。它让超过十八万黑人士兵穿上联邦军服,为自由而战。它也让欧洲国家放弃了支持南方的念头,因为支持南方就等于支持奴隶制。1865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 1863年7月,两个关键战役几乎同时发生。在东线,李将军再次北进,在葛底斯堡与北军决战。三天激战,南军被击退,伤亡超过五万人。在西线,格兰特将军攻下了密西西比河上的维克斯堡,南军投降。这两个胜利,让南方失去了进攻的能力,也把南方邦联切成了两半。葛底斯堡成为整场战争的转折点。四个半月后,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揭幕式上发表了一篇只有两分多钟的演说,重申了这个国家“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他说,这个国家是在自由中孕育的,并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伟大的内战,考验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如此孕育、如此奉行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他还说,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让这些死者不会白白牺牲;要让这个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要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此后,北方的战争机器全面开动。格兰特在东线持续消耗李的军队,谢尔曼则率军从亚特兰大一路向海边进军,沿途摧毁南方的铁路、工厂和农田,彻底瓦解了南方的战争能力。1864年,谢尔曼攻占亚特兰大,随后开始著名的“向大海进军”,从亚特兰大穿过佐治亚,到达萨凡纳。南方的交通线和后勤体系遭到严重破坏。1865年4月,李将军在阿波马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战争结束了。但林肯没有看到最终的胜利果实。就在李投降的几天后,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被刺杀。他成为了这场战争最后的殉道者。 南北战争的结果是明确的:联邦保住了,奴隶制被废除了。但它留下的遗产远比这复杂。战争摧毁了南方旧有的种植园经济,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它确立了联邦政府高于州政府的权威,“州权”再也不能成为分裂国家的理由。它在军事上也展示了工业时代战争的面貌:铁路运兵、铁甲舰、后装步枪,这些新技术让战争的破坏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种族平等的承诺,在战后并没有真正兑现。南方的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却很快陷入了种族隔离和贫困的新的束缚之中。战后重建时期,联邦政府曾试图保障黑人的政治权利,但到1877年重建结束,南方各州又通过了一系列隔离和限制措施。那道伤口,需要另一个一百年,才慢慢开始愈合。 回顾今天的内容,美国南北战争源于北方工业资本主义与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林肯当选后,南方十一个州脱离联邦,1861年萨姆特要塞的炮声拉开了战争序幕。战争初期南军占据上风,但1863年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胜利成为转折点。《解放宣言》将战争目标扩展为废除奴隶制,并授权黑人参军。格兰特和谢尔曼的消耗战略最终拖垮了南方。1865年李将军投降,战争结束,林肯遇刺。这场战争造成超过六十万人死亡,保住了联邦,废除了奴隶制,也深刻塑造了此后美国的历史走向。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美国转向东方,看看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如何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一个封闭的岛国迅速崛起为亚洲强国。明治维新,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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