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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365系列 第115期:《变法与拳民:晚清最后的两条路(1898-1900年)》
Warren温洋洋

历史的混响

历史365系列 第115期:《变法与拳民:晚清最后的两条路(1898-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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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宇宙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115期。上一期我们讲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中国朝野受到空前震动。战败之后,摆在晚清面前的,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自上而下地改制度,学日本、学西方,把旧的官僚体系、科举取士、军事组织都翻新一遍。另一条路是自下而上地排外,把洋人、洋教、洋货统统赶出去,回到一个封闭的旧世界。走第一条路的,是一群读书人,他们发动了戊戌变法。走第二条路的,是北方的农民,他们掀起了义和团。这两条路方向相反,方法不同,却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先后撞上了同一堵墙。
先说变法。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复上书光绪皇帝,指出仅仅学西方的“器物”不够,必须从制度层面动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此后的103天里,新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出来:裁撤冗官,废除八股,开办新式学堂,鼓励私人办实业,训练新式军队。这些措施单拿出来看,每一项都指向一个更有效率的国家。但它们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权力。裁撤衙门,意味着有人要丢官;废除八股,意味着无数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的读书人要重新找出路;训练新军,意味着旧式将领的兵权可能被稀释。而所有这些诏令,都绕开了当时真正掌握最终权力的慈禧太后。
光绪帝不是不知道太后的分量。变法开始后不久,他就去颐和园请示,结果遭到严厉斥责。他随后给维新派下了一道密诏,里面说得很清楚:太后不愿尽变旧法,也不愿罢黜那些昏庸老臣,如果强行推动,“朕位且不保”。也就是说,连皇帝自己都意识到,他的皇位本身已经悬于一线。到了9月,局势急转直下。维新派寄希望于手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谭嗣同深夜去找他,希望他能起兵保护光绪。但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慈禧的亲信荣禄报告了情况。关于袁世凯的告密究竟在政变中起了多大作用,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告密直接触发了政变,有的认为政变在此之前已经在酝酿。但无论如何,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变法在103天后戛然而止。
慈禧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谭嗣同本来可以走,但他选择留下。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斩,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留下了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用死来告诉国人,变法这条路,是有人愿意用命去铺的。
变法失败后,清廷的权力重新回到了最保守的一批人手里。而就在这个时候,北方的乡村正在酝酿另一种力量。义和团最早发源于山东,最初是民间的武术组织,甚至带有反清的色彩,被官方视为白莲教的余脉而屡遭打压。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华北农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洋货涌入,传统手工业凋敝;传教士深入乡间,民教冲突不断;甲午之后的赔款摊派,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这样的土壤里,一种“排外”的情绪迅速滋长。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转向了“扶清灭洋”,他们焚烧教堂,拆毁铁路,攻击教民和洋人,相信自己喝下符水、念动咒语,就能“刀枪不入”。
1899年底到1900年春,义和团从山东进入直隶,声势迅速扩大,天津成为了活动的中心之一。慈禧的态度也在变化。她最初派兵镇压,但当发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的旗号,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时,她开始考虑把这股力量收为己用。1900年6月,清廷正式承认义和团为“义民”,允许他们进入北京。大批拳民涌入京城,焚烧教堂,攻击使馆区,局势彻底失控。
1900年6月2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奥、西、比、荷十一国宣战。这份宣战诏书里写道,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如今“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言辞不可谓不壮烈。但问题是,清廷并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军队来支撑这场战争。它所倚仗的,是一群相信符咒可以抵挡子弹的拳民,以及一部分态度摇摆的官兵。
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推进。在天津,直隶提督聂士成陷入了极其矛盾的处境。他既要抗击联军,又要面对义和团对他的攻击和朝廷内部主战派对他的弹劾。1900年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南门外八里台督战,身中数弹,壮烈阵亡。一位清军高级将领,在抵御外敌的战场上战死,而他的背后,是一个已经无法有效统合自身力量的朝廷。天津陷落后,联军向北京推进。8月,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逃。
就在北方陷入战火的同时,南方发生了一件对晚清政治影响更为深远的事。当清廷的宣战诏书传到东南各省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在盛宣怀等人的联络下,拒绝执行这份命令。他们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商订了《东南保护约款》,约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流域及苏杭内地的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两不相扰”。这就是“东南互保”。从字面上看,它是一份地方性的治安协议;从实质上看,它是地方督抚对中央权威的一次公开违抗。这些汉人督抚用行动表明,当朝廷的决策走向极端时,他们可以选择不服从。清廷事后并没有能力追究他们的“抗命”,因为它的生存本身,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些地方实力派。
1901年9月,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9.8亿两。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允许列强驻兵,使馆区可以驻军。中国的财政和主权,又一次被大幅度削弱。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一个想用制度改造来避免危机,一个想用排外来驱逐危机。变法败于权力结构本身,义和团败于它试图依赖的那个权力结构已经腐朽到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而东南互保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一个更深的变化:那个曾经能够号令全国的清廷,在庚子之后,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它的意志贯彻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了。旧的道路走不通,新的力量还没有成形,晚清的最后十年,将在这两重困境之间挣扎着寻找出路。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北亚,讲一场在中國土地上进行的、却以日本胜利告终的战争——日俄战争。一个亚洲岛国,为什么能在对马海峡击败一个欧洲陆军强国?这场战争又如何震动了整个亚洲的殖民秩序?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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