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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 未知 出品 王韦华, yikai- 生活休闲 · 休闲 1,567 订阅 47 集 1个月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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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6_巴菲特致股东信1983

E046_巴菲特致股东信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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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各位股东: 过去一年,我们的登记股东人数由约 1,900 人增至约 2,900 人。增长大部分来自我们与蓝筹印花的合并;与此同时,“自然”增长速度也有所加快,令股东人数从几年前的 1,000 人左右上升到今天的水平。 新股东如此之多,我们有必要概述一下在经理—所有者关系上奉行的主要经营原则: * 虽然我们的法律形式是公司,但我们的态度是合伙人式的。查理·芒格和我把股东视为所有者合伙人,把自己视为管理合伙人。(由于我们的持股规模,我们也成了控制合伙人,至于是福是祸,姑且不论。)我们并不把公司本身视为企业资产的最终所有者,而是把它看作一条通道,股东通过这条通道拥有各项资产。 * 与这种所有者导向一致,伯克希尔的董事全都是公司大股东。五位董事中至少有四位,其家庭净资产有 50% 以上投在伯克希尔。我们吃自己做的饭。 * 我们的长期经济目标——但要受后文提到的一些条件限制——是让每股内在企业价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最大化。我们不以伯克希尔的规模衡量其经济意义或表现,而以每股进步衡量。我们确信,每股进步速度未来会下降——大幅扩大的资本基础决定了这一点。但如果我们的增速不能超过美国大型公司平均水平,我们会感到失望。 * 我们最希望通过直接拥有一组多元化企业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些企业应当产生现金,并持续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回报。第二选择,是持有具备相似特征企业的部分权益,主要通过保险子公司购买可流通普通股来实现。企业的价格与可得性,以及保险业务的资本需要,共同决定每一年的资本配置。 * 由于我们采用上述两条并行的企业所有权路径,也由于传统会计制度的局限,合并报表中的报告收益可能很少反映我们的真实经济表现。查理和我无论作为所有者还是经理,实际上都不理会这类合并数字。不过,我们也会向各位报告每一家主要受控企业的收益;我们认为这些数字极其重要。这些数字,加上我们提供的各企业其他资料,通常应能帮助各位作出判断。 * 会计后果不会影响我们的经营或资本配置决定。当收购成本相近时,我们宁愿购买 2 美元、却无法按标准会计原则计入报告的收益,也不愿购买 1 美元、可以计入报告的收益。我们经常面对的恰恰就是这种选择:整家企业——其收益可以全部报告——的售价,往往是企业少数权益按比例价格的两倍;少数权益的大部分收益则无法报告。总体上、长期看,我们预计这些未报告收益会通过资本利得,完整反映在内在企业价值中。 * 我们很少大量举债;确需举债时,则尽量安排为长期固定利率。我们宁愿放弃有趣的机会,也不愿让资产负债表过度加杠杆。这样的保守作风损害了我们的业绩,但考虑到我们对投保人、存款人、贷款人以及众多把异常大比例净资产托付给我们的股东负有信义责任,只有这样做才能令我们心安。 * 管理层的“愿望清单”不会由股东买单。我们不会无视对股东的长期经济后果,以取得控制权的价格收购整家企业来实现多元化。对于各位的钱,我们只会做自己也愿意拿自己的钱做的事;同时充分衡量,各位直接从股票市场购买证券、自行分散投资所能获得的价值。 * 我们认为,应当定期用结果检验高尚的意图。我们判断留存收益是否明智的办法,是看随着时间推移,每留存 1 美元,能否至少为股东创造 1 美元市场价值。迄今,这项检验已经通过。我们会继续以五年滚动周期应用这一标准。随着净资产增长,明智运用留存收益会越来越困难。 * 只有在收到的企业价值不少于付出的企业价值时,我们才会发行普通股。这条规则适用于所有发行形式——不只合并或公开发行,也包括以股换债、股票期权与可转换证券。发行股份实质上就是卖出各位公司的小部分权益;我们不会以一种与企业整体价值不一致的方式出售。 * 各位应充分了解,查理和我共有的一种态度会损害我们的财务表现:无论价格多高,我们对出售伯克希尔拥有的任何好企业都毫无兴趣;至于低于标准的企业,只要我们预计它们仍能产生一些现金,并且对其经理和劳资关系感到满意,也极不愿出售。我们希望不要重犯当初把资本配置到这些低质企业的错误。对于“投入大量资本支出,就能让差企业恢复满意盈利”的建议,我们也格外谨慎。(预测数字会光彩夺目,倡议者会真心诚意;但归根结底,在一个糟糕行业里追加巨额投资,通常和在流沙中挣扎一样有回报。)即便如此,像玩金拉米纸牌那样,每轮都丢掉最不看好的企业,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宁愿让总体业绩受一点拖累,也不愿这么做。 * 我们会坦率地向各位报告,重点说明评估企业价值时重要的利与弊。我们的准则是:如果彼此易位,我们想知道哪些经营事实,就把哪些事实告诉各位。这是我们至少应尽的责任。而且,一家拥有重要传播业务的公司,如果报告自身时采用的准确、平衡和透彻标准,低于我们要求新闻人员报道他人时采用的标准,是不可原谅的。我们还相信,坦率对经理有益:一位在公开场合误导他人的首席执行官,最终可能在私下误导自己。 * 尽管奉行坦率原则,我们对可流通证券投资的讨论只会限于法律要求的范围。优秀的投资想法如同优秀的产品创意或企业收购构想,既稀少、又有价值,也会被竞争者攫取。因此,我们通常不会谈论投资构想。这项禁令甚至包括已经卖出的证券——因为我们可能再次买入——以及市场误传我们正在买入的股票。如果我们否认这类传闻,却在其他时候说“无可奉告”,那“不予置评”就会变成确认。 我们的教义问答到此结束,现在可以转入 1983 年的最大亮点——收购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多数权益,并与 Rose Blumkin(B 夫人)及其家族结为伙伴。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 去年,在谈到一些头脑聪明却肾上腺素泛滥的经理如何争抢愚蠢收购时,我引用了帕斯卡的话:“我发现,人类所有不幸都源于同一个原因——他们无法安静地待在一间屋子里。” 即使是帕斯卡,也会为了 B 夫人走出房间。 大约 67 年前,23 岁的 B 夫人靠着一张巧嘴说服边防人员,离开俄国前往美国。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甚至连小学教育都没有,也不会说英语。来美国几年后,她才学会这门语言:大女儿每天晚上把白天在学校学到的单词教给她。 1937 年,B 夫人卖了多年旧衣服,攒下 500 美元,终于能够实现开家具店的梦想。她见到芝加哥的 American Furniture Mart——当时全美家具批发活动的中心——便决定给自己的梦想取名“内布拉斯加家具城”。 一家资本只有 500 美元、在选址和产品上都毫无优势的企业,要对抗财力雄厚、根基深厚的竞争者,你能想到的障碍她全遇到了,还遇到了一些想不到的。创业早期有一次,微薄资金耗尽,“B 夫人”——这个个人招牌如今在大奥马哈地区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可口可乐或 Sanka 咖啡——用了商学院不会教的办法应对:她干脆卖掉自己家里的家具和电器,确保一分不少地按承诺偿还债权人。 奥马哈的零售商开始意识到,B 夫人给顾客的交易条件远好于他们,于是向家具和地毯制造商施压,要求不要向她供货。但她运用各种办法取得商品,并大幅降价。随后,B 夫人因违反公平交易法被告上法庭。她不仅赢下所有案件,还获得了价值无法估量的宣传。一次案件结束时,她向法庭证明,自己即使以远低于当时通行价格的折扣出售地毯仍能盈利,随后便卖给法官价值 1,400 美元的地毯。 如今,内布拉斯加家具城仅凭一家 20 万平方英尺的门店,每年创造超过 1 亿美元销售额。全美国没有其他家居用品商店的销售量接近这个水平。仅这一家门店卖出的家具、地毯和电器,就超过奥马哈全部竞争者的总和。 评估一家企业时,我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我拥有充足资本和优秀人才,我愿不愿意与它竞争?比起与 B 夫人及其后代竞争,我宁愿去和灰熊摔跤。他们采购极其精明,以竞争者做梦都不敢想的费用率经营,然后把节省下来的很大一部分让给顾客。这是一家理想企业——以给予顾客非凡价值为基础,而这种价值又转化为所有者非凡的经济回报。 B 夫人既聪明又睿智;出于着眼长远的家庭考虑,她愿意在去年出售企业。几十年来,我一直钦佩这个家族和这家企业,交易很快便谈成。不过,现年 90 岁的 B 夫人可不会回家去冒她所说“老糊涂”的风险。她仍担任董事长,每周七天都在卖场上班。地毯销售是她的专长;她个人卖出的数量,放在其他地毯零售商那里,足以成为整个部门的可观业绩。 我们买下企业 90% 的权益,余下 10% 留给参与管理的家族成员;同时还向家族中若干年轻骨干经理授予了合计购买 10% 股权的期权。 他们真是一群出色的经理。遗传学家看到 Blumkin 家族,恐怕会兴奋得连翻筋斗。B 夫人的儿子 Louie Blumkin 担任内布拉斯加家具城总裁多年,被广泛认为是全美国最精明的家具和电器采购者。Louie 说,自己有最好的老师;B 夫人说,自己有最好的学生。他们都说得对。Louie 和他的三个儿子,全都继承了 Blumkin 家族的商业才能、工作伦理,最重要的是品格。除此之外,他们还都是极好的人。能与他们成为合伙人,我们十分高兴。 公司业绩 1983 年,我们的每股账面价值从 737.43 美元增至 975.83 美元,增长 32%。我们从不把单年数字看得很重。毕竟,为什么行星绕太阳一周所需的时间,恰好就应当与一项商业行动产生回报所需的时间同步?相反,我们建议至少采用五年检验,作为衡量经济表现的粗略尺度。如果五年平均年增长率远低于同期美国工业整体取得的股东权益回报率,红灯就应当开始闪烁。(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请提防我们的解释。正如歌德所言:“没有思想时,言辞就格外管用。”) 现任管理层执掌的 19 年间,每股账面价值从 19.46 美元增至 975.83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2.6%。考虑到我们如今的规模,任何接近这一回报率的水平都无法持续。相信相反结论的人,应该去从事销售,但不要从事数学工作。 我们以账面价值报告进步,是因为在伯克希尔这个特定案例里——绝不是所有企业都如此——账面价值虽偏保守,却能相当充分地代表内在企业价值的增长,而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衡量指标。账面价值用作记分标准的优点,是计算容易,也不涉及估算内在企业价值时所采用的主观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十分重要。不过,必须明白,“账面价值”与“内在企业价值”含义截然不同。 账面价值是一个会计概念,记录投入资本和留存收益所累积的财务投入。内在企业价值是一个经济概念,估算未来现金产出折算到今天的价值。账面价值告诉你投入了什么;内在企业价值估算可以取出什么。 打个比方便能看出区别。假设你花费同样金额,供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按财务投入衡量,两个孩子教育的账面价值相同;但未来回报的现值——也就是内在企业价值——可能差异极大,从零到教育成本的许多倍都有可能。同样,财务投入相等的企业,最终价值也可能天差地别。 1965 财年初,现任管理层接手伯克希尔时,每股 19.46 美元的账面价值大幅高估了内在企业价值。全部账面价值都由纺织资产构成;这些资产平均而言,根本无法赚得接近适当水平的回报。用刚才的比喻说,对纺织资产的投资,很像把钱花在一场基本浪费掉的教育上。 不过,现在我们的内在企业价值已经大幅超过账面价值,主要有两个原因: 1. 标准会计原则要求,保险子公司持有的普通股按市值记入账簿;而我们拥有的其他股票,则按总成本与总市值孰低计价。1983 年末,后一组股票的市值超过账面价值,税前差额为 7,000 万美元,税后约 5,000 万美元。这项差额属于内在企业价值,却没有计入账面价值。 2. 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若干企业,它们的经济商誉——理应计入内在企业价值——远高于资产负债表上列示、并反映在账面价值里的会计商誉。 无论经济商誉还是会计商誉,都是晦涩课题,需要的解释篇幅不适合放在这里。本信之后的附录《商誉及其摊销:规则与现实》,会解释为什么经济商誉和会计商誉可能相差悬殊,而且通常确实如此。 你完全可以一辈子不去思考商誉及其摊销,照样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但学习投资与管理的人,应当理解这个问题的细微之处。35 年前我所受的教育,是偏爱有形资产,避开价值主要取决于经济商誉的企业;如今我的想法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偏见让我错过了许多重要商机,虽然真正采取行动而犯下的错误相对较少。 凯恩斯点出了我的问题:“困难不在于接受新观念,而在于摆脱旧观念。”我迟迟没能摆脱,一个原因是,同一位老师教给我的其他大多数知识都极其宝贵,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最终,亲身与间接获得的商业经验,使我形成了今天的强烈偏好:企业应当拥有大量持久商誉,同时只需运用很少有形资产。 如果各位熟悉会计术语,并有兴趣理解商誉的商业含义,我推荐阅读附录。无论是否愿意攻读附录,各位都应知道:查理和我相信,伯克希尔拥有非常可观的经济商誉价值,远高于账面价值所反映的水平。 报告收益来源 下表列出伯克希尔报告收益的来源。1982 年,伯克希尔持有蓝筹印花约 60%;1983 年上半年,我们一直持有 60%,此后持股增至 100%。相应地,伯克希尔在韦斯科金融公司的净权益,1982 年以及 1983 年上半年为 48%,1983 年下半年为 80%。由于持股比例发生这些变化,表格前两栏最适合用来衡量底层企业的经营表现。 各经营实体因异常出售资产产生的所有重大利得与损失,都与证券交易汇总列入表格接近底部的一行,不计入经营收益。(我们认为,任何单一年度的已实现资本利得或损失数字都毫无意义;但多年累计的已实现与未实现资本利得,极为重要。)此外,商誉摊销不计入具体企业的损益,而是出于附录阐述的理由,单独列为一项。 单位:千美元 (1)仅包括 10 月至 12 月。 (2)1982 年和 1983 年不可比;合并时转移了主要资产。 关于韦斯科所拥有企业的讨论,请阅读第 46 至 51 页查理·芒格的报告。1983 年末,健康原因迫使 77 岁的 Louie Vincenti 退休,查理接替他担任韦斯科董事长。有些时候,“健康”只是委婉说法;但对 Louie 而言,除了健康问题,没有任何理由会让我们考虑他的退休。Louie 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经理。 表中报告的盖可保险特别分配,源于该公司发出要约,向我们和其他股东回购部分股票。应盖可保险要求,我们提交出售了一定数量的股份,使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例与交易前保持不变。由于出售按比例进行,所得款项可以作为股息处理。与个人不同,公司从股息收益中获得的税后净额,远高于从资本利得中获得的净额,因为股息的实际联邦所得税率为 6.9%,资本利得税率则为 28%。 即使把这项特别项目计算在内,我们 1983 年从盖可保险收到的股息总额,仍大幅低于应占盖可保险收益。因此,无论从会计还是经济角度,把股份赎回所得计入报告收益都完全恰当。我们之所以特别提醒各位,只因这项金额较大且不同寻常。 收益来源表包括我们持有可流通权益证券的非控股公司所支付的股息,却不包括这些公司留存、但应由我们按持股比例享有的收益。总体上、长期看,我们预计这些未分配收益会反映在市场价格中,一美元对一美元地提高内在企业价值,就像它们由我们控制、作为利润的一部分报告一样。这并不表示我们预计所有持股表现整齐划一;有些会令我们失望,有些会带来惊喜。迄今,我们的经历比最初预期更好。总体而言,每一美元留存收益,都为我们带来了远超一美元的市场价值增长。 下表列出 1983 年末我们在可流通权益证券中的净持仓。所有数字都包括伯克希尔持仓的 100%,以及韦斯科持仓的 80%;归属于韦斯科少数股东的部分已被剔除。 成本与市值单位:千美元 (a)韦斯科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 按当前持仓和当前股息率计算——不计入去年盖可保险按比例赎回这类特别项目——我们预计 1984 年从这组公司收到的报告股息约为 3,900 万美元。我们还可以非常粗略地估算,这组公司在 1984 年留存、但应由我们按持股比例享有的收益:全年合计或许约 6,500 万美元。这些留存收益很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证券市价;但长期看,我们相信它们具有真实意义。 除已提供的数据外,第 40 至 44 页“管理层讨论”还包含受控企业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布法罗晚报》、喜诗糖果和保险集团,下面将逐一特别讨论。 《布法罗晚报》 先澄清一下:我们的公司名称是《布法罗晚报》公司;但一年多前推出早报版以后,报纸名称已经改为《布法罗新闻》。 1983 年,《布法罗新闻》的税后利润率略高于 10% 的既定目标,原因有二:第一,过去的大额亏损结转已在这一年全部用完,因此州所得税成本低于正常水平;第二,新闻纸每吨成本大幅下降——这是一项意料之外的偶然好处,1984 年将会逆转。 尽管 1983 年利润率与《布法罗新闻》这类报纸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考虑到布法罗的经济和零售环境,这份业绩依然是一项重大成就。 布法罗的重工业高度集中;这一经济部门在最近的衰退中受创尤其严重,复苏又相对滞后。布法罗消费者受苦,报纸的零售客户也同样受苦。过去几年,零售客户数量减少,许多幸存者也削减了广告行数。 在这样的环境中,《布法罗新闻》拥有一项非凡优势:公众对它的接受程度。这可以用报纸的“渗透率”衡量,也就是社区中每天购买该报的家庭占比。我们的比率极为出色:在截至 1983 年 9 月 30 日的六个月里,《布法罗新闻》工作日版渗透率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 100 家报纸中排名第一;排名依据是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编制的“市区”数据。 解读排名时需要注意,许多大城市有两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每份报纸的渗透率必然低于布法罗这种只有一份报纸的城市。即便如此,百大报纸榜单里仍有许多报纸独占所在城市。《布法罗新闻》在这类报纸中位居全美第一,远远领先于美国许多最知名日报。 在同一批大型日报的周日版中,《布法罗新闻》的渗透率排名第三,比许多知名报纸高出 10 至 20 个百分点。布法罗并非一直如此。下面比较 1977 年以前布法罗的周日发行量与当前时期。早期的周日报纸是《Courier-Express》——当时《布法罗新闻》尚未出版周日版;如今当然换成了《布法罗新闻》。 我们认为,渗透率是衡量报纸特许经营优势的最佳指标。如果一份报纸在本地大型零售商最看重的地域内拥有异常高的渗透率,而在其他地域发行相对很少,那么对这些零售商来说,它就是效率极高的广告选择。渗透率低的报纸,向广告主提出的价值主张远没有这么有吸引力。 我们认为,《布法罗新闻》在当地获得异常高接受度,主要源于三个因素;其中第二、第三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布法罗新闻》周日版比曾经独占周日市场的《Courier-Express》更受欢迎: 1. 第一点与《布法罗新闻》本身的优点无关。布法罗人口迁出与迁入率都相对较低。稳定人口比流动人口更关心、也更投入于社区事务,因此对本地日报内容更感兴趣。提高一座城市的人口进出流动,报纸渗透率就会下降。 2. 《布法罗新闻》以编辑品质与操守著称。这项声誉由长期担任编辑、堪称传奇的 Alfred Kirchhofer 精心打磨,之后由 Murray Light 维持并发扬。在既有竞争者盘踞的市场创办周日版时,这项声誉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而没有周日版,《布法罗新闻》长期来看将无法生存。 3. 《布法罗新闻》名副其实——它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闻内容。1983 年,我们的“新闻版面”——编辑内容而非广告——占报纸内容的 50%,不包括预先印制的广告插页。在主导本地市场、规模相当或更大的报纸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一家报纸的新闻版面占比更高。虽然没有全面数据,但抽样显示行业平均占比大约在百分之三十几、接近四十。换句话说,按每页计算,我们提供给读者的新闻比典型报纸多 25% 以上。这样富含新闻的内容组合是有意为之。过去十年,有些出版商为追求更高利润率而削减新闻版面;我们一直维持原有比例,今后也会如此。经过良好写作和编辑的充足新闻,会让报纸对读者更有价值,也有助于形成我们非凡的渗透率。 尽管《布法罗新闻》的特许经营地位强大,报内广告——相对于预印插页,直接印在报纸页面里的广告——行数仍很难增长。1983 年,预印插页业务大幅增长:广告行数从 930 万增至 1,640 万,收入从 360 万美元增至 810 万美元。这一增长与全美趋势一致,但《Courier-Express》停刊后转来的业务,使我们增幅格外突出。 总体而言,从报内广告转向预印插页,对我们有负面的经济含义。预印插页的盈利能力较低,也更容易受到其他投送方式竞争。此外,报内广告行数减少,意味着用于新闻的绝对版面也会减少——因为新闻版面比例保持不变——从而降低报纸对读者的效用。 年中,Henry Urban 退休,Stan Lipsey 接任《布法罗新闻》出版人。在我们推出周日版以后那段诉讼缠身、持续亏损的黑暗日子里,Henry 从未退缩;当时,报业许多人质疑创办周日版是否明智,甚至我们公司内部也有人质疑。Henry 深受布法罗商界敬重,深受所有共事者敬重,也深受查理和我敬重。Stan 与 Henry 共事多年,自 1969 年起便在伯克希尔工作。他亲自参与过报业从编辑到发行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人选。 喜诗糖果 喜诗糖果的财务业绩继续出类拔萃。这家企业拥有宝贵而稳固的消费者特许经营地位,也拥有同样宝贵、同样可靠的经理。 近几年,喜诗糖果遇到两个重要问题,其中至少一个已经走在解决的路上。这个问题涉及除原材料以外的成本。近年来,原材料成本对我们有利——当然,对竞争者也同样有利。总有一天,原材料成本会反过来让我们狠狠吃一次苦头。实际上,原材料成本基本不由我们控制,因为无论价格如何变化,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购买所能买到的最好原料。我们把产品质量奉为神圣。 不过,其他种类的成本更可控制,而我们恰恰在这个领域出了问题。按每磅计算,近几年我们的成本——不包括原材料——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总体物价水平。扭转这一趋势,对我们的竞争地位和盈利潜力至关重要。 最近几个月,成本控制已经大幅改善;我们确信,1984 年这类成本的增长率会低于通胀率。这份信心来自我们与 Chuck Huggins 长期共事,对其管理才能的了解。我们接手喜诗糖果的当天,就让 Chuck 负责;他的成绩简直非凡,下面的表格已经说明一切: 表格也提示了另一个问题:最近我们无法在糖果磅数销量上取得有意义的增长。整个行业都面临同样问题。但多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一直跑赢行业,如今却没有。 过去四年,零售门店每年的糖果销量几乎没有变化;与此同时,门店数量每年都略有增加,配送费用也随之上升。当然,因为我们大幅提价,以美元计的销售额还是增长了。但我们认为,衡量零售趋势最重要的指标是每店销量,而不是美元销售额。按同店口径——只计算两个年度全程营业的门店——并把所有数字调整为 52 周年度,1983 年糖果销量下降 0.8%。这一下降幅度很小,已经是 1979 年以来最佳同店表现;但从那时至今,累计降幅约 8%。大宗订单销量约占总量的 25%;经历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巨大增幅后,近几年已进入平台期。 这种销量停滞——零售门店和大宗订单两方面都是如此——究竟有多大程度源于我们的定价政策,又有多大程度源于行业总量不增、经济衰退,以及我们在主要营销区域已经拥有异常高的市场份额,我们并不确定。1984 年提价幅度远低于过去几年;我们希望明年能向各位报告更好的销量数字,但没有依据对此作出预测。 尽管存在销量问题,喜诗糖果仍拥有许多重大优势。在我们的主要营销区域——美国西部——喜诗糖果受偏爱的程度远超任何竞争者。事实上,我们相信,大多数巧克力爱好者宁愿选择喜诗糖果,也不愿选择价格高出两三倍的糖果。(糖果和股票一样,价格与价值可以不同;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我们遍布全国的门店全部由自己经营,而不是交给特许加盟商;门店客户服务的品质丝毫不逊于产品。愉快而乐于助人的员工,和包装盒上的标志一样,都是喜诗糖果的招牌。对于一家需要雇用约 2,000 名季节性员工的企业,这绝非小小成就。我们不知道还有哪家规模相当的机构,在客户服务品质上能胜过 Chuck Huggins 及其同事。 由于 1984 年提价幅度很小,我们预计喜诗糖果今年的利润将与 1983 年大致相同。 保险——受控业务 我们既亲自经营保险公司,又在一家并非由我们经营的保险企业盖可保险中拥有重大经济权益。各方业绩很容易概括:总体而言,我们经营的公司——其承保结果反映了几年前由我负责的决策后果——业绩糟糕透顶;所幸,经营方针不受我影响的盖可保险却大放异彩。你从这段概括得出的推论完全正确。几年前,我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如今这些错误回来找我算账了。 保险业经历了多年来最糟糕的承保年度,如下表所示: 来源:《Best’s Aggregates and Averages》。 Best’s 的数据反映几乎整个行业的经历,包括股份制保险公司、互助保险公司与互惠保险交易所。综合成本率把总保险成本——已发生损失加费用——与保费收入相比;低于 100 表示承保盈利,高于 100 表示承保亏损。 基于去年报告阐述的理由,我们预计,1983 年糟糕的行业经历在未来许多年里多少会成为常态。(借用 Yogi Berra 的话:“这将是似曾相识再来一遍。”)这并不表示我们认为数字不会上下波动;波动肯定会有。但我们认为,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余下年份的平均综合成本率,极不可能显著低于 1981—1983 年的水平。根据我们对通胀的预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以往一样悲观——全行业保费规模每年必须增长约 10%,才能仅仅把损失率稳定在当前水平。 我们自己 1983 年的综合成本率为 121。Mike Goldberg 最近接手了保险业务的大部分责任;要是能把缺点归到他而不是我头上,对我当然很方便。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保险业务存在很长的滞后期。即使业务政策可以改变、人员可以改善,也必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效果才会显现。(这项业务特征使我们能够在盖可保险赚到很多钱:我们在事情真正发生以前很久,就能想见大概会发生什么。)因此,1983 年业绩的根源,是两年或更早以前作出的经营和人事决策;当时保险集团还由我直接负责管理。 尽管总体业绩很差,我们若干经理仍做得真正出色。Roland Miller 带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和国民火灾与海上保险公司的汽车及一般责任险业务取得改善,而竞争者的业绩却在恶化。此外,Continental Divide Insurance 的 Tom Rowley 看来几乎肯定会成为赢家;这家公司是我们在科罗拉多州刚起步的本州保险公司。Mike 一年多前找到他,这是一次重要的人才收购。 最近,我们开始积极参与一些再保险交易,并希望变得活跃得多;在这些交易中,买方最看重的应当是卖方的长期信用可靠性。我们首屈一指的财务实力,应当令自己成为索赔人和保险公司的第一选择;他们必须在未来许多年里依赖再保险人的承诺。 这类业务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结构化和解,也就是这样一种损失和解安排:索赔人不是一次性收到一笔款项,而是定期收款——几乎总是按月、终身支付。这种和解形式对索赔人有重要税务优势,也可以防止其挥霍掉一大笔一次性赔款。和解方案通常还会内置一定的通胀保护。索赔人往往身受重伤,因此必须能够毫无疑问地确信,未来数十年都会持续收到定期付款。我们相信,自己提供的安全性无可匹敌。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保险公司——即便总资产远大于我们——拥有我们这样的财务实力。 我们还认为,强大的财务实力会让希望转移损失准备金的公司青睐我们。在这类交易中,其他保险公司向我们一次性支付款项,由我们承担一大批已经到期业务未来的全部损失赔付,或其中指定部分。同样,转移索赔责任的公司必须确信,受让方在未来许多年都具有财务实力。再次强调,在我们看来,大多数招揽此类业务的竞争者,其财务状况都远逊于我们。 结构化和解与承接损失准备金,未来可能成为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因为潜在规模巨大,而且这类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相对于保费规模很高,我们会在保险分部数据中把它们的承保结果单列一行。在向各位报告综合成本率时,我们也会排除它们的影响。我们不会在结构化和解或损失准备金交易中预先确认利润,所有相关管理费用都会在当期计入费用。两项业务都由国民赔偿保险公司的 Don Wurster 负责。 保险——盖可保险 盖可保险 1983 年的表现有多出色,我们自己保险业务的表现就有多糟糕。全行业综合成本率为 111,盖可保险的综合成本率却只有 96,而且这是在为投保人红利自愿大额计提准备之后。几年前,我不会认为盖可保险能够以如此巨大幅度跑赢行业。它的优越性,反映了一种真正非凡的商业理念与一支非凡管理层的结合。 Jack Byrne 和 Bill Snyder 在承保领域维持了非凡纪律——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足额并恰当地计提损失准备金——如今,新业务显著增长,又进一步回报了他们的努力。同样重要的是,在保险投资经理当中,Lou Simpson 是业内翘楚。他们三个人真是一支好团队。 我们持有盖可保险约三分之一权益。这意味着我们按比例享有的保费规模为 2.7 亿美元,比我们自己保险业务的保费规模高约 80%。因此,我们全部保险业务的主要部分,来自全美国最优秀的保险业务组合。这个事实丝毫不能减轻我们改善自身经营的必要性。 拆股与股票交易 经常有人问,伯克希尔为什么不拆股。问题背后的假设通常是,拆股是一种有利于股东的行动。我们不同意。下面说说原因。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伯克希尔股票以一种与内在企业价值存在合理关系的价格交易。(但请注意,是“合理相关”,不是“完全相同”:如果声誉良好的公司普遍在市场上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交易,伯克希尔很可能也会得到类似定价。)形成合理股价的关键,是拥有理性的现有股东与潜在股东。 如果一家公司的持股者和/或被吸引来的潜在买家容易作出不理性、情绪化的决定,市场就会周期性出现一些相当愚蠢的股价。躁狂抑郁型人格会产生躁狂抑郁型估值。这种异常现象在我们买卖其他公司股票时或许有利;但我们认为,把它在伯克希尔股票上的发生频率降至最低,既符合各位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只吸引高素质股东,绝非易事。Astor 夫人可以挑选自己的“四百名流”,但任何人都可以买任何股票。加入股东“俱乐部”的成员无法按照智力水平、情绪稳定性、道德敏感度或服装是否得体来筛选。如此看来,股东优生学似乎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 不过,我们认为,如果始终如一地传达自己的经营与所有权哲学——并且不夹带任何相互冲突的信息——随后让人们自行选择,那么高素质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吸引并留下。例如,一场宣传为歌剧的音乐活动,与一场宣传为摇滚音乐会的活动,会通过自行选择吸引截然不同的人群,尽管人人都可以买这两类活动的门票。 我们通过政策与沟通——也就是我们的“广告”——努力吸引能够理解我们经营、态度和预期的投资者。(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努力劝退那些不能理解的人。)我们希望投资者把自己视为企业所有者,以长期持有为意图投资公司;也希望他们把目光放在经营成果上,而不是市场价格上。 具有这些特征的投资者只占极少数,但我们拥有一群非凡的这类股东。我相信,远超 90%——很可能超过 95%——的伯克希尔股份,由五年前已是伯克希尔或蓝筹印花股东的人持有。我还猜测,超过 95% 的伯克希尔股份,由这样一些投资者持有:伯克希尔是其最大持仓,而且规模至少是第二大持仓的两倍。在拥有至少数千名公众股东、市场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中,就股东像所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的程度而言,我们几乎肯定位居第一。要把这样一群股东升级,并不容易。 如果拆股,或采取其他着眼于股价而不是企业价值的行动,我们会吸引一批素质低于离场卖家的新买家。股价为 1,300 美元时,很少有投资者买不起一股伯克希尔。如果按 100 比 1 拆股,让一个潜在的单股买家能买 100 股,他会因此变得更好吗?那些认同这一点、并因为拆股或期待拆股而买入的人,肯定会拉低当前股东群体的素质。(用一批易受影响、重纸张数量胜过价值、拿着九张 10 美元钞票会比拿着一张 100 美元钞票更觉得富有的新成员,换走一些头脑清醒的现有股东,我们真能改善股东群体吗?)因非价值理由买入的人,也可能因非价值理由卖出;他们的存在,会加剧与底层经营发展无关的股价异常波动。 我们会努力避免采用吸引短期关注股价买家的政策,并努力奉行吸引关注企业价值、知情而长期投资者的政策。正如各位当初在一个由理性、知情投资者组成的市场里买入伯克希尔股份,如果有一天想卖,也理应有机会在同样的市场中卖出。我们会努力让这个市场一直存在。 股票市场的一项反讽,是它对“活跃”的推崇。经纪人用“可销售性”和“流动性”之类术语,高声赞美换手率很高的公司——那些填不满你口袋的人,倒很有把握填满你的耳朵。但投资者应该明白,对赌场庄家有利的事,对顾客并不有利。过度活跃的股市,是企业所有者的扒手。 举例说,考虑一家典型公司,其股东权益回报率为 12%。假设它的股票年换手率极高,达到 100%。如果股票每次买入和卖出都抽取 1% 佣金——低价股的费率可能高得多——而股价按账面价值交易,那么我们假设公司的所有者每年合计要支付公司净资产的 2%,只为交换所有权的特权。这种活动对企业收益毫无贡献,却意味着收益的六分之一经由转让的“摩擦”成本从所有者手中流失。(这个计算还没有包括期权交易;后者会进一步提高摩擦成本。) 这就成了一场相当昂贵的抢椅子游戏。假设某个政府机构对企业或投资者收益新征 16 又 2/3% 的税,你能想象会响起多么痛苦的哭喊吗?但通过市场交易,投资者可以把相当于这项税的负担强加给自己。 市场成交 1 亿股的日子——即便把场外交易包括在内,这种成交量在今天也算异常低——对所有者不是祝福,而是诅咒,因为这表示所有者为换椅子支付的费用,是 5,000 万股成交日的两倍。如果全年持续出现日成交 1 亿股的情形,而每次买入和每次卖出的平均成本各为每股 15 美分,那么全部投资者为换椅子支付的“税”将约达 75 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财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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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5_巴菲特谈指数期货 | 19820305

E045_巴菲特谈指数期货 | 19820305

苔藓学堂

巴菲特谈指数期货(1982) 这封信写于 1982 年 3 月 5 日。 1982 年初,美国仍处沃尔克紧缩引发的衰退。美国首个价值线股指期货刚开市,标普五百期货仍待推出;低保证金、监管分歧与投资者保护问题,正被国会审议。 巴菲特写信给美国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他承认股指期货可以帮助少数专业投资者对冲市场,却判断高杠杆交易最终会主要成为赌博,并伤害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任。以下为信件正文…… 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众议员阁下 美国众议院 雷伯恩众议院办公楼 华盛顿特区 20515 尊敬的丁格尔先生: 这封信旨在评论:任何涉及股票指数的期货市场建立以后,其交易活动可能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我作出这些评论的背景,是在投资行业各个领域大约三十年的实践,其中包括数年证券推销员经历。过去二十五年,我一直从事金融分析工作;目前,我独自负责一个总额超过 6 亿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随信附上几篇与我投资经历有关的文章。 投资或投机市场将会如何发展,不可能精确预测;任何声称能做到精确预测的人,您都应保持警惕。我认为,以下内容代表一种合理预期: 第一,股指期货合约可以在真正投资者降低风险的努力中发挥作用。一名投资者完全可能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自己能够识别被低估的证券,却完全没有能力预测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势。我管理投资时,自己就持这种看法。这样的投资者可能希望把市场波动“归零”,而持续做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数,可以让他实现这一点。假设一名投资者持有 1,000 万美元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始终持有 1,000 万美元指数空头头寸,那么他的净收益或损失将只归因于选择具体证券的能力,不必担心结果被整体市场波动淹没,甚至不受其影响。由于其中存在成本,而且大多数投资者相信长期而言股票价格整体会上涨,我认为只有相对少数投资专业人士会采取这种持续对冲方式。但我也认为,这是一种理性行为;少数希望在态度和行动上始终保持“市场中性”的专业人士会这样做。 第二,正如前面所说,我看得到一种合乎逻辑、通过做空期货合约来降低风险的策略;但在多头一侧,我完全看不到相应的投资或对冲策略。因此,从定义上说,期货交易中以降低风险为目的的比例最高只能达到 50%;至少 50%——也就是多头一侧——必然以增加风险或赌博的方式行事。 第三,实际构成会与风险降低者和风险增加者各占一半这个理论上限相去极远。无论真实胜算多差,巨额奖金相对于少量入场费的结构,总会增强赌博倾向。这就是拉斯维加斯赌场宣传巨额头奖、州彩票把大奖写进标题的原因。在证券领域,不明智者会以多种方式被同一手法诱惑,其中包括:第一,发起人专门“制造”低价股,因为它们能捕获容易上当的人,制造巨额回报的梦想,群体实际结果却是灾难;第二,较低的保证金要求,让人只投入相对很少本金,便获得相当于大额投资的财务体验。 第四,我们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许多“高额总承诺、低额首付款”导致麻烦的经历。最熟悉的当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股市繁荣,10% 保证金既伴随、也加剧了繁荣。后来,头脑更清醒的人认定,这种薄保证金投机没有任何有益社会之处;它不仅无助于资本市场,长期还会伤害资本市场。因此,保证金监管被引入,并成为投资环境的永久组成部分。只付 10% 首付款便能投机股票指数,当然只是绕开保证金要求的一种方式,全国各地的赌徒会立刻看穿并利用这一点。 (原件在此没有标出“第五点”,后文直接进入第六点。) 经纪商当然欢迎新的交易工具。他们的热情,往往与预期交易活跃程度成正比。交易越活跃,公众承担的成本就越高,公众留下、供经纪行业瓜分的资金也越多。每份合约结束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输家向赢家付款。赌场——也就是期货市场及其经纪商配套阵容——每发生一笔交易都会收取通行费,因此可以肯定,它非常有兴趣制造大量输家和赢家。但必须记住,对参与者而言,这是最清楚不过的“负和游戏”:扣除费用前,损失与收益互相抵消;扣除费用后,净损失相当可观。事实上,如果这些损失不够可观,赌场就会停止营业,因为参与者的净损失构成赌场唯一的收入来源。这种“负和”性质,与普通股投资形成直接对比。多年来,普通股投资是一项规模相当可观的“正和游戏”,原因很简单:底层企业总体赚得大量金钱,最终让所有者,也就是股东受益。 第六,据我判断,这些合约产生的活动中,很高比例——很可能至少 95%,而且更可能远高于此——在性质上纯属赌博。人们会押注股市短期走势,并能用很少资金下注相当大的金额。经纪商会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客户资本快速周转,是经纪商眼前收入所能遇到的最好事情。赌场从每笔交易咬下一口,这 95% 的参与者会留下大量金钱。 第七,从长期看,与传统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以赌博为主导,并让极高比例参与者遭受损失的活动,不会有利于资本市场。参与这种赌博的人虽然不是投资者,购买的东西实际上也不是股票,却仍会觉得自己在股市中有过糟糕经历。接触过资本市场最坏的一面后,他们未来对资本市场整体持负面看法也完全可以理解。过去每一轮投机浪潮之后,经验正是如此。 您也许会问,经纪行业难道不够明智,不会照顾自身长期利益吗?历史表明它十分短视——看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当行为最愚蠢时,它往往最快乐。许多经纪商更关心本月能取得多少总收入,而不是客户——甚至证券行业本身——长期能否繁荣。 美国不需要更多人在与股市相联系、却并非必要的工具上赌博,也不需要经纪商鼓励他们这样做。我们需要的是着眼企业长期前景并据此投资的投资者和顾问;需要的是理性投入投资资本,而不是用杠杆押注市场。一个活跃刺激的赌场在大致相同的场地运营,使用大致相同的语言,又由同一群从业人员服务;这会阻碍而不是促进资本市场中理性、有益社会的领域。 此外,以低保证金交易股票等价物,与保证金要求所体现的明确公共政策不一致。尽管股指期货对希望把市场风险“对冲掉”的投资专业人士有少许好处,股票指数高交易量期货市场的净效果,很可能对购买证券的公众造成压倒性损害,因而长期也会损害整个资本市场。 此致 敬礼 沃伦·巴菲特 1982 年 3 月 5 日 附件:数篇与投资经历有关的文章 感谢各位园丁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 苔藓花园 · Moss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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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4_巴菲特致股东信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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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藓学堂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1982 年致股东信 这封信写于 1983 年 3 月 3 日。 1982 年,美国仍深陷沃尔克紧缩触发的衰退,直到 11 月才走出低谷。失业率在 11 月和 12 月升至 10.8%,12 月同比通胀则回落至 3.9%。 在这封信里,巴菲特解释了未报告持股收益为何让会计利润低估经济收益,复盘伯克希尔长期表现,分析保险业因过剩产能和商品化竞争陷入困境,并系统阐述发行股份与收购时如何保护股东内在价值。以下为信件正文…… 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各位股东: 1982 年经营收益为 3,150 万美元,仅相当于期初股东权益资本——证券按成本计价——的 9.8%,低于 1981 年的 15.2%,更远低于 1978 年近期高点 19.4%。这一下降主要来自: 第一,保险承保结果显著恶化; 第二,股东权益资本大幅扩张,但我们直接经营的业务没有相应增长; 第三,我们投入部分持股、但不参与经营企业的资源持续增加;会计规则要求把我们按比例应占这类企业收益中的很大一部分排除在伯克希尔报告收益之外。 就在几年前,我们还告诉各位,适当考虑少数其他变量后,经营收益与股东权益资本之比是衡量管理层单年表现最重要的指标。我们仍认为,这对绝大多数公司成立;但对伯克希尔而言,其效用已经大幅降低。各位应该对这种说法保持怀疑:当指标读数有利时,经理很少抛弃指标;一旦结果恶化,大多数经理更愿意处理指标,而不是处理经理。 面对业绩恶化,经理常会想到一种更灵活的测量系统:先把经营表现这支箭射向空白画布,再小心地围着箭画上靶心。我们通常相信,靶心应预先设定、长期不变而且面积很小。不过,由于上述第三项因素极为重要,下一节还会详细说明,我们认为放弃经营收益与股东权益资本之比这个靶心是合理的。 未报告持股收益 随附财务报表反映的是“会计”收益:对于持股至少 20% 的底层企业,一般会计入我们按比例应占的收益;持股低于 20% 时,会计数字只包括我们应占底层企业已支付的股息,未分配收益则完全被忽略。 这项规则也有少数例外。例如,我们持有 GEICO 约 35%,但因已转让表决权,会计上仍按低于 20% 的持股处理。因此,1982 年从 GEICO 收到的税后 350 万美元股息,是其计入我们“会计”收益的唯一项目;另有 2,300 万美元,代表我们应占 GEICO 1982 年未分配经营收益,却完全排除在报告经营收益之外。如果 GEICO 在 1982 年赚得更少、却多支付 100 万美元股息,我们报告的收益反而会更高,尽管企业经营结果更差。相反,如果 GEICO 多赚 1 亿美元并全部留存,我们报告的收益不会改变。显然,“会计”收益可能严重歪曲经济现实。 我们更偏好“经济”收益概念:无论持股比例多少,都计入全部未分配收益。在我们看来,企业留存收益对所有所有者的价值,取决于这些收益被使用的效率,而不是所有权比例大小。如果过去十年你持有伯克希尔万分之一股份,无论采用什么会计制度,都完整享受了按比例应得的留存收益经济利益;效果与持有神奇的 20% 完全相同。但如果过去十年你百分之百拥有许多资本密集型企业,标准会计虽然会把留存收益完整而精确地记在你名下,产生的经济价值却可能极少甚至为零。这不是批评会计程序;我们并不想承担设计更好制度的工作。我们只是说,经理与投资者都必须明白,会计数字是企业估值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对大多数公司而言,低于 20% 的持股并不重要——部分原因或许正是它无法最大化备受珍视的报告收益——因此,会计结果与经济结果之间的区别影响不大。但对我们而言,这类持股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越来越重要。正是这种规模,使报告经营收益数字的意义受到限制。 1981 年年报中,我们预测,四项主要非控股持股中应占的未分配收益,1982 年合计会超过 3,500 万美元。我们在其中三家公司——GEICO、通用食品和华盛顿邮报——的持股没有变化,对第四家 R.J. 雷诺兹工业公司的持股则大幅增加;最终,我们应占四家公司 1982 年未分配经营收益远超 4,000 万美元。这个完全没有反映在收益中的数字,高于我们的报告收益总额;报告收益只包括从这些公司收到的 1,400 万美元股息。此外,我们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持股,合计同样产生了大量额外未分配收益。 我们重视这些数字的大致规模,却认为不必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位。伯克希尔通过市场估值改善实现这类留存收益时,会面对金额重大却无法确定的税项。多年来从总体看,留存收益至少转化为同等市场价值;但不同公司之间的转化极不均匀,时间也不规则且无法预测。 不过,这种不均匀和不规则,恰好给购买企业部分权益的价值型投资者带来优势。投资者几乎可以从美国所有大型公司中挑选,包括许多远胜于通过协商整家收购所得企业的公司;部分权益则可以在拍卖市场买到,定价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有时像一支躁狂抑郁的旅鼠大军。 在这个巨型拍卖场里,我们的工作是挑选具有如下经济特征的企业:每一美元留存收益,最终至少转化为一美元市场价值。尽管犯过许多错误,我们迄今实现了这个目标。Arthur Okun 所说的经济学家守护神——“抵消圣人”——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某些持股对应的留存收益对市场价值影响微不足道甚至为负;另一些重要持股中,被投资公司每留存一美元,却转化为两美元或更多市场价值。到目前为止,企业中的超额表现者已经远远抵消落后者。如果能继续保持,这会证明我们努力最大化“经济”收益是正确的,无论它对“会计”收益产生什么影响。 部分持股方法虽然令人满意,真正让我们起舞的,仍是以合理价格买下一家好企业的百分之百。我们完成过几次——也预计还会完成——但这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远比以有吸引力的价格买入部分权益困难。 回顾其他人在 1982 年完成的重大收购,我们感到的不是羡慕,而是庆幸自己没有参与。在许多收购中,管理才智在与管理肾上腺素竞争时枯萎了;追逐的刺激蒙蔽了追逐者,使其看不见捕获物带来的后果。Pascal 的观察很贴切:“我发现,人类所有不幸都源于同一个原因——他们无法安静地待在一间屋子里。” (去年,各位的董事长离开房间的次数多了一次,差点在《1982 年收购蠢事集》中担纲主演。回头看,我们当年最大的成就是,一项已经坚定承诺的大型收购,因完全超出我们控制的原因无法完成。如果交易实现,会耗费惊人的时间和精力,回报却极不确定。如果要在本报告中加入图示,描绘过去一年有利的业务发展,两页空白、代表这笔告吹交易,最适合作为跨页中心图。) 只有在优秀企业的部分权益仍能以有吸引力的价格买到时,我们的部分持股方法才能稳健延续。这项工作需要价格适中的股票市场帮助。市场像上帝一样帮助自助者;但与上帝不同,市场不会原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对投资者而言,以过高价格买入一家卓越公司的股票,足以抵消随后十年有利业务发展的效果。 如果股市升至显著更高水平,我们有效运用资本购买部分权益的能力会下降甚至消失。这种情况会周期性发生。就在十年前,“两层市场”狂热达到顶峰——机构投资者把高股东权益回报率企业捧上天空——伯克希尔保险子公司持有的股票市值只有 1,800 万美元,不含蓝筹印花权益。当时股票只占保险公司投资约 15%,如今为 80%。1972 年的好企业与 1982 年一样多,但股市给它们的价格荒谬。未来高股价会暂时让我们的表现显得很好,却会损害而不是帮助长期业务前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问题的早期痕迹。 企业长期表现 1982 年净资产增加 2.08 亿美元;保险子公司持有的股票按市值计价,并扣除假设未实现利得真正实现时应缴的资本利得税。以期初净资产 5.19 亿美元为基数,增幅为 40%。 现任管理层执掌十八年间,每股账面价值从 19.46 美元增至 737.43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22.0%。各位可以肯定,这一比例未来会下降。几何级数最终会锻造自己的锚。 伯克希尔的经济目标仍是,长期回报率远高于美国大型企业平均水平。我们愿意购买处境有利企业的部分或全部权益,并对愿意支付的价格保持合理纪律;两者结合,应让我们很有机会实现目标。 今年,部分持股企业的市场估值增长再次超过底层经济价值增长。例如,2.08 亿美元净资产增量中,有 7,900 万美元来自 GEICO 市价上升。这家公司继续表现极佳;GEICO 基本商业理念的力量,以及 Jack Byrne 的管理技巧,都令我们比以往更加钦佩。(“让 Jack 来做”虽未载入优秀商学院的教义问答,却很适合作为我们的公司信条。) 不过,过去两年 GEICO 市值增长远高于其内在企业价值增长,尽管后者同样令人赞叹。我们曾预计,投资者认知与企业现实趋同时,某个时点会出现这种有利偏差;也期待底层企业价值未来大幅增长,并由市场以不规则、但最终充分的方式认可。 然而,年度偏差不可能总对我们有利。即使部分持股企业继续在经济意义上表现良好,也会有市场表现不佳的年份;届时净资产可能显著缩水。我们不会因此苦恼;只要企业仍有吸引力、手中有现金,就会以更有利价格增加持股。 报告收益来源 下表列出伯克希尔报告收益的来源。1981 年和 1982 年,伯克希尔持有蓝筹印花约 60%,蓝筹印花又持有韦斯科金融公司 80%。表中既列出各经营实体的总经营收益,也列出伯克希尔应占份额。各经营实体异常出售资产产生的全部重大利得与损失,都与证券交易汇总列入表格接近底部的一行,不计入经营收益。 单位:千美元 * 收购企业——即喜诗糖果、互助储蓄贷款协会和《布法罗晚报》——所产生无形资产的摊销,计入“其他”类别。 本报告第 45 至 61 页转载了蓝筹印花和韦斯科金融主要负责人的经营报告,由他们介绍 1982 年业务。伯克希尔任何股东如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寄送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完整年报。索取蓝筹印花年报,请致函 Robert H. Bird 先生,地址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南东方大道 5801 号,邮编 90040;索取韦斯科金融年报,请致函 Jeanne Leach 女士,地址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东科罗拉多大道 315 号,邮编 91109。 相信各位会觉得,蓝筹印花关于布法罗报纸局势进展的记录尤其有意思。如今全美国只有十四座城市拥有工作日发行量超过《布法罗新闻》(原《布法罗晚报》)的日报,但真正的故事是周日发行量增长。六年前,《布法罗新闻》尚未推出周日版,历史悠久的《Courier-Express》是布法罗唯一周日报纸,发行量为 27.2 万份。如今《布法罗新闻》周日发行量达到 36.7 万份,增长 35%;尽管六年间主要发行区域家庭数量几乎没有变化。我们不知道美国还有哪座拥有长期七日刊报纸历史的城市,购买周日报纸的家庭比例出现过相近增长;相反,大多数城市的家庭渗透率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完全没有。布法罗的关键经理 Henry Urban、Stan Lipsey、Murray Light、Clyde Pinson、Dave Perona 和 Dick Feather,为周日读者群这一无与伦比的扩张立下大功。 正如前面指出,非控股公司的未分配收益,如今与上表详列的报告经营收益同等重要。已经分配的非控股收益,当然主要通过保险集团净投资收益进入上表。 下面列出伯克希尔在非控股企业中的按比例持股;这些企业只有已经分配的收益,也就是股息,会计入我们的收益。 成本与市值单位:千美元 (a)全部由伯克希尔或其保险子公司持有。 (b)蓝筹印花和/或韦斯科金融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所有数字均代表伯克希尔在集团更大总持股中的净权益。 (c)作为现金替代品的临时持股。 如果各位还没注意到,这张表蕴含一条重要投资教训:选股时应给怀旧情绪很高权重。我们最大的两笔未实现利得来自华盛顿邮报和 GEICO;各位的董事长分别在十三岁和二十岁时,与它们建立最初商业联系。离开大约二十五年后,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投资者身份回归。表格量化了企业忠诚即使迟到很久仍能获得的回报。 受控和非控股企业经营范围极广,在这里逐项详细评论会过于冗长。受控企业的大量财务与经营资料见第 34 至 39 页“管理层讨论”,以及第 45 至 61 页的经营报告。不过,我们最大的业务领域一直是、也几乎肯定会继续是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因此有必要评论该行业变化。 保险行业状况 下面更新去年年报采用的行业统计表。信息很清楚:1983 年承保结果不适合胆小者观看。 来源:《Best’s Aggregates and Averages》。 Best’s 数据反映几乎整个行业的经历,包括股份制、互助制和相互保险公司。综合成本率把全部经营与损失成本和保费收入比较;低于 100 表示承保盈利,高于 100 表示亏损。 基于去年报告列出的原因,只要全行业签单保费年度增幅远低于 10%,就可以预计下一年承保状况恶化;即使目前整体通胀率下降,也依然如此。保单数量逐年增加、医疗通胀远高于整体通胀、保险责任概念不断扩张,已发生保险损失的年度增长极不可能远低于 10%。 各位还应知道,1982 年 109.5 的综合成本率只是“最佳情形”估计。在特定年份,保险公司几乎可以报告任何想要的利润数字,尤其当它具备以下情况时:第一,承保“长尾”业务——由于赔款支付严重滞后,当前成本只能估计;第二,过去准备金计提充足;第三,增长非常快。有迹象显示,数家大型保险公司在 1982 年采用隐晦的会计与准备金手法,掩盖底层业务显著恶化。在保险业和其他地方一样,弱管理层面对弱经营时,反应常常是弱会计。(“空麻袋很难直立。”) 不过,绝大多数管理层都试图诚实行事。但即使诚信的管理层,在利润糟糕的年份也可能下意识地更不愿充分确认不利损失趋势。行业统计显示,1982 年损失准备金做法有所恶化,真实综合成本率很可能比表中数字略差。 传统观点认为,1983 或 1984 年会出现最差承保经历,随后“周期”会像过去一样显著而稳定地转向改善。我们不同意,因为竞争环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多年来不易察觉,如今却清晰可见。 要理解变化,必须观察影响企业整体盈利水平的若干重大因素。一个行业如果同时拥有大量过剩产能和“商品型”产品——性能、外观、服务支持等客户在意的因素都无法形成差异——就极容易陷入利润困境。当然,如果价格或成本以某种方式受到管理,至少部分隔绝于正常市场力量,企业可以逃脱。管理方式可以是:第一,政府干预下的合法管理——直到最近,卡车运输定价和金融机构存款成本都属于这一类;第二,串谋下的非法管理;第三,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式外国卡特尔化形成的“法外”管理,并让国内非卡特尔经营者搭便车获益。 但如果成本和价格由全力竞争决定,产能绰绰有余,买家又不在意使用哪家产品或分销服务,行业经济性几乎肯定乏味,甚至可能灾难性糟糕。 因此,每个卖方都会不断努力建立并强调产品或服务的特殊品质。糖果棒可以做到——客户按品牌购买,不会只说“来一根两盎司糖果棒”——糖却做不到。你多久会听见有人说:“请给我一杯加奶油和 C&H Sugar 的咖啡”? 许多行业根本无法形成有意义的差异化。其中少数生产商如果拥有巨大且可持续的成本优势,可能持续表现良好;按定义,这类例外很少,许多行业甚至完全不存在。对于销售“商品型”产品的绝大多数公司,一条令人沮丧的企业经济学等式成立:持续过剩产能,加上不受管理的价格或成本,等于低盈利。 当然,过剩产能最终可能自我纠正,方式是产能收缩或需求增长。遗憾的是,对参与者而言,纠正常常漫长延迟。等繁荣终于反弹,扩张热情又会迅速蔓延,几年内再次创造过剩产能和无利润环境。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容易导致失败。 这类行业长期盈利水平最终取决于供给紧张年份与供给宽松年份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常常令人沮丧。(我们纺织业务最近一次供应紧张期似乎发生在若干年前,持续了大半个上午。) 不过,有些行业的产能紧张可以维持很久。有时实际需求增长会长期超过预测;另一些行业则因复杂制造设施需要规划和建设,新增产能周期极长。 回到保险业,产能可以由资本加上一位承保人愿意签字而瞬间创造。(在政府支持的保证基金保护许多投保人免受保险公司破产损失的世界里,资本甚至都没那么重要。)除了对生存产生恐惧的情况——可能由股灾或真正重大的自然灾难引发——保险业几乎始终处在大量过剩产能这把竞争之剑下。此外,尽管行业英勇尝试差异化,销售的通常仍是相对无差别的商品型产品。(许多投保人,包括大型企业经理,甚至不知道保险公司叫什么。)因此,保险似乎是一个教科书式行业,通常同时面对过剩产能和“商品型”产品的致命组合。 那么,尽管周期存在,为什么保险承保几十年来总体仍有利润?1950 至 1970 年,行业平均综合成本率为 99.0,意味着全部投资收益加相当于保费 1% 的部分都能成为利润。答案主要在历史监管与分销方式。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行业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运行在监管机构推动的合法准管理定价体系内。价格竞争虽然存在,却没有普遍蔓延到大型公司;主要竞争围绕代理人展开,公司通过各种非价格策略争夺他们。 对于行业巨头,大多数费率由行业“费率局”——或遵循其建议的公司——与州监管机构协商确定。讨价还价很有尊严,但发生在公司与监管者之间,而不是公司与客户之间。尘埃落定后,巨头甲与巨头乙收取相同价格;法律禁止公司和代理人削减申报费率。 公司与州政府协商的价格包含明确利润余量;损失数据表明当前价格无利可图时,公司管理层与州监管机构都预期共同纠正。因此,行业巨头大多数定价行动“绅士”、可预测且能创造利润。最重要的是,与商业世界大多数行业不同,即使存在大量过剩产能,保险公司也能合法通过提价恢复盈利。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旧结构部分仍在,但结构外的新产能远远足以迫使新旧所有参与者作出回应。新产能采用各种分销方法,并不迟疑把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武器,甚至乐于如此。客户也已学会,保险不再是一价生意,他们不会忘记。 行业未来盈利能力由当前竞争特征决定,而不是过去特征。许多经理认识得太慢;不只是将军喜欢打上一场战争,大多数商业和投资分析同样来自后视镜。不过,我们认为只有一个条件能让保险业承保结果显著改善:与铝、铜或玉米生产商改善结果所需条件相同——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大幅收窄。 遗憾的是,保险保单需求不可能像铜或铝那样突然激增、造成市场紧张;可用保险保障的供给必须收缩。这里的“供给”是心理而非物理概念:不必关闭工厂或公司,只需减少承保人签字的意愿。 这种收缩不会仅因整体利润很差而发生。糟糕利润会带来大量焦虑和相互指责,却不会让保险产能主要来源拒绝大块业务、牺牲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 主要产能撤出需要自然或金融“超级灾难”这样的冲击因素。它可能明天发生,也可能多年以后才发生。在此期间,即使计入投资收益,保险业也不会特别盈利。 供给最终收缩时,大量业务会流向少数拥有雄厚资本、愿意投入资本并具备现成分销系统的公司。我们预计,届时保险子公司会拥有巨大机会。 1982 年,我们保险承保恶化程度远高于行业;从显著高于平均的盈利位置,跌至略低于平均。最大变化来自国民赔偿保险公司传统险种。过去高度盈利的产品线,如今定价水平已经保证承保亏损。我们预计 1983 年保险集团将在一个“平均即很差”的行业中取得平均表现。 Cypress 的 Milt Thornton 和堪萨斯火灾与意外伤害保险公司的 Floyd Taylor 两位明星,自加入以来每年都创造承保利润,继续保持出色记录。Milt 和 Floyd 根本不可能平庸;他们以强烈的所有者心态经营,并发展出围绕非凡成本意识和客户服务建立的企业文化,记分牌上清楚可见。 1982 年,大多数保险业务的母公司责任交给 Mike Goldberg。Mike 接替我以后,规划、招聘和监控都有显著改善。 GEICO 继续以追求效率和客户价值的热情经营,几乎确保取得非凡成功。Jack Byrne 和 Bill Snyder 正在实现人类最难做到的目标——保持简单,并记得一开始想做什么。此外,GEICO 的 Lou Simpson 是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业最优秀的投资经理。我们对这项业务各方面都很满意。GEICO 是前面讨论过剩产能商品行业时所说高利润例外的绝佳案例:一家拥有巨大而可持续成本优势的公司。我们持有 GEICO 35% 权益,代表约 2.5 亿美元保费规模,远高于自身产生的全部直接保费规模。 发行股份 伯克希尔与蓝筹印花正考虑在 1983 年合并。如果实施,将以对两家公司采用完全相同估值方法为基础交换股份。现任管理层任内,伯克希尔或关联公司另一次重大股份发行,是 1978 年伯克希尔与多元零售公司的合并。 我们的股份发行遵循一条简单基本规则:除非收到的内在企业价值至少等于给予的价值,否则不会发行股份。这个政策似乎不言自明。各位可能会问,谁会拿一美元钞票去交换五十美分?遗憾的是,许多企业经理愿意这样做。 这些经理收购时的第一选择可能是现金或债务。但首席执行官的渴望经常超过现金和信贷资源——我的渴望当然一直如此;这种渴望也常发生在自家股票远低于内在企业价值交易时。此刻是真相时刻。正如 Yogi Berra 所说:“只要看,就能观察到很多。”股东会发现,管理层真正偏好哪个目标:扩大疆域,还是维护所有者财富。 必须在两个目标间选择,原因很简单。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经常低于内在企业价值交易;但公司若想在协商交易中整家出售,必然希望、而且通常能够以任何支付形式获得完整企业价值。如果以现金支付,卖方计算收到的价值极其容易;如果买方股票是支付货币,也相对容易,只需计算将收到股票的现金市值。 与此同时,如果收购方股票在市场上按完整内在价值交易,以自家股票作为收购货币没有问题。 但假设股票只按内在价值一半交易,收购方就面临使用严重低估货币完成购买的不快前景。 讽刺的是,如果收购方改为整家出售自己,也能通过协商得到完整内在企业价值。但买方为收购而发行股份,实质是部分出售自己;这时,其股份通常只能得到市场愿意给予的价格,无法获得更高估值。 即便如此仍强行推进的收购方,最终会用被低估的市场货币,支付一项按完整协商价值定价的资产;实际上付出两美元价值,换来一美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以公平售价买到一家卓越企业,也会变成糟糕收购。黄金若被估作黄金,就不可能聪明地用被估作铅的黄金——甚至白银——来购买。 只要对规模和行动的渴望足够强,收购经理就能为这种毁灭价值的股份发行找到大量理由;友好的投资银行家会向他保证行动完全合理。(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 发行股票的管理层最喜欢使用以下几种理由: 第一,“我们买的公司未来会值钱得多。”——大概被交换出去的原业务权益未来也会升值;未来前景本就隐含在企业估值过程中。如果用二倍 X 交换 X,即使双方企业价值都翻倍,不平衡依旧存在。 第二,“我们必须成长。”——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对现有股东而言,发行新股会使他们在全部现有业务中的权益缩水。如果伯克希尔明天为收购发行股份,公司会拥有现有一切再加新业务,但各位在喜诗糖果、国民赔偿保险公司等难以复制企业中的权益会自动减少。假设你的家庭拥有一百二十英亩农场,又邀请拥有六十英亩同等土地的邻居把农场并入平等合伙,你担任管理合伙人;管理疆域会扩大到一百八十英亩,但家庭对土地和作物的权益会永久减少 25%。想以所有者为代价扩张疆域的经理,或许更适合从政。 第三,“我们的股票被低估,交易中已经尽量少用——但必须给卖方股东 51% 股票和 49% 现金,让其中一些人获得希望的免税交换。”——这种说法承认,减少发行股份对收购方有利,我们赞同。但如果百分之百使用股份会伤害原股东,使用 51% 很可能同样伤害。毕竟,一只西班牙猎犬弄脏草坪,并不会因为它不是圣伯纳犬而让人高兴。卖方愿望也不能决定买方最佳利益——假如卖方坚持把更换收购方首席执行官作为合并条件,那会怎样? 发行股份收购时,有三种方法可以避免毁坏原股东价值。 第一,进行真正的企业价值对企业价值合并,正如伯克希尔与蓝筹印花计划的组合。它努力公平对待双方股东,让每方在内在企业价值上收到与付出同等的东西。Dart Industries 与卡夫、纳贝斯克标准品牌的合并似乎属于这一类,但它们是例外。不是收购方不想做,而是这种交易极难达成。 第二,当收购方股票按内在企业价值或更高价格交易时,以股票作为货币反而可能增加收购方所有者财富。1965 至 1969 年间许多合并基于这一条件,结果与 1970 年以来大多数活动相反:被收购公司股东收到高度膨胀的货币——通常由可疑会计和宣传手法推高——因而成为交易中损失财富的一方。 近年来,只有极少大型公司具备第二种解决条件;例外主要是那些身处迷人或善于宣传行业、市场暂时给予等于或高于内在企业价值估值的公司。 第三,收购方先完成交易,随后回购与合并中发行数量相等的股份。这样,原本的换股合并实质上转化为现金收购股票。这类回购是损害修复行动。经常阅读报告的各位会正确猜到,我们更喜欢直接增加所有者财富的回购,而不是只修补先前损害的回购。达阵比抢回自己的掉球更令人振奋;但掉球已经发生时,抢回非常重要。我们强烈建议用损害修复回购,把糟糕的股票交易变成公平的现金交易。 合并使用的语言容易混淆问题,鼓励经理作出不理性行动。例如,人们通常按模拟口径仔细计算账面价值和当前每股收益“稀释”,尤其强调后者。如果计算对收购方为负——即稀释——就会解释未来某个时点两条线将有利交叉,至少内部会这样解释。(交易在现实中经常失败,在预测里却从不失败。如果首席执行官显然对潜在收购气喘吁吁,下属和顾问会提供任何所需预测,为任何价格辩护。)如果数字立即为正——即反稀释——则认为无需解释。 这种稀释受到过度重视。当前每股收益——甚至未来几年每股收益——是大多数企业估值的重要变量,却远非万能。 许多合并按这一狭义口径不稀释,却立即摧毁收购方价值;另一些合并稀释当前及近期每股收益,事实上却创造价值。真正重要的是,合并在内在企业价值上究竟稀释还是反稀释——这项判断涉及许多变量。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计算稀释极其重要,却很少有人真正这样做。 第二个语言问题涉及交换等式。如果 A 公司宣布发行股份与 B 公司合并,惯常描述是“A 公司收购 B 公司”或“B 卖给 A”。若改用笨拙但更准确的说法,思考会更清楚:“出售 A 的一部分来收购 B”,或“B 的所有者用自身资产换取 A 的一部分”。在交易中,付出什么与得到什么同样重要;即使付出总额延迟显现,也仍然如此。此后发行普通股或可转换证券,无论用于完成交易融资还是恢复资产负债表实力,评估原收购的基本数学时都必须完整计入。(如果企业交配会造成企业怀孕,就应该在兴奋时刻以前面对事实。) 经理和董事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让思考更敏锐:是否愿意按现在被要求出售部分企业的同样条件,把企业百分之百出售?如果按这种条件出售全部并不聪明,又为什么出售一部分会聪明?许多小的管理愚蠢累积起来,只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愚蠢,而不会产生巨大胜利。(拉斯维加斯的建成,正源于人们进行看似很小却不利的资本交易所造成的财富转移。) 在注册投资公司中,“付出与得到”的因素最容易计算。假设投资公司 X 以资产价值 50% 交易,打算与投资公司 Y 合并;又假设 X 决定发行市值等于 Y 全部资产价值的股份。 这项换股会让 X 用原有内在价值两美元换取 Y 内在价值一美元。X 的股东与负责裁定注册投资公司合并是否公平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会立刻抗议;这种交易根本不会获准。 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公司的价值,通常不像投资公司那样精确可算。但我们见过这些行业的合并,对收购方所有者价值的破坏,和上述假设例子同样剧烈。如果管理层和董事用相同标尺衡量两家公司,破坏就不会发生。 最后,需要谈谈毁损价值的股份发行给收购方所有者造成的“双重打击”。第一击,是合并本身造成内在企业价值损失;第二击,是市场理性地下调如今已被稀释企业价值的估值。现有和潜在所有者不会愿意为掌握在有不明智发行股票毁灭财富记录管理层手中的资产,支付与经营才干相同、但以厌恶损害所有者行为著称的管理层所掌资产一样高的价格。管理层一旦表现出对所有者利益不敏感,无论怎样保证毁损价值行为仅此一次,股东都会长期承受股票价格与价值比相对其他股票偏低的后果。 市场对这种保证的态度,类似餐厅顾客面对“沙拉里只有一只虫”的解释。即使换了服务员,这种解释也不会消除被冒犯顾客及正在考虑点什么的邻桌对沙拉需求——因而市场价值——的下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内在企业价值,市场会给予最高股价的公司,是那些管理层已经证明绝不以不利于所有者的条件发行股份的公司。 在伯克希尔,以及我们决定政策的任何公司——包括蓝筹印花和韦斯科金融——只有所有者获得的企业价值至少等于我们付出的价值时,才会发行股份。我们不会把活动等同进步,也不会把公司规模等同所有者财富。 其他事项 本年报读者多样,其中一些人可能对收购计划提供帮助。 我们偏好: 第一,大型收购——税后收益至少 500 万美元; 第二,已经证明且持续的盈利能力——我们对未来预测和“扭亏型”情况都没多少兴趣; 第三,企业使用很少或不使用债务,却能取得良好股东权益回报; 第四,已有管理层——我们无法提供; 第五,简单企业——技术很多时,我们不会理解; 第六,明确报价——价格未知时,我们不想通过初步谈判浪费自己或卖方时间。 我们不会进行敌意交易。我们可以承诺完全保密,并非常迅速地答复是否可能感兴趣——通常五分钟以内。我们偏好现金收购,但如果能以前一节所述方式使用股票,也会考虑。 股东指定捐款计划今年再次得到热情响应,有资格股份的 95.8% 参与。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每股可指定金额仅 1 美元,低于 1981 年的 2 美元。如果与蓝筹印花合并,可能的附带结果是形成合并纳税状况,显著扩大捐款基础,并让未来每股可指定金额有可能提高。 如果希望参加未来计划,强烈建议立即确认股份登记在实际所有者名下,而不是“街名”或代名人名下。新股东可在第 62 至 63 页查看更完整说明。 我们以一贯鲁莽的方式,把世界总部扩大 252 平方英尺,增幅 17%;同时在 Kiewit Plaza 一四四零号签订新的五年租约。与我一起工作的五个人——Joan Atherton、Mike Goldberg、Gladys Kaiser、Verne McKenzie 和 Bill Scott——产出胜过人数多出许多倍的企业团队。紧凑组织让所有人把时间用于管理企业,而不是管理彼此。 无论蓝筹印花合并与否,我的管理合伙人 Charlie Munger 都会继续在洛杉矶办公。Charlie 和我在商业决策上可以互相替代,距离毫不妨碍;我们一直发现,一通电话比半天委员会会议更有效率。 今年两位管理明星退休:国民赔偿保险公司的 Phil Liesche,六十五岁;联合零售商店公司的 Ben Rosner,七十九岁。两人都让各位伯克希尔股东比原本富裕许多。国民赔偿保险公司是伯克希尔成长中最重要的业务;Phil 与前任 Jack Ringwalt 是其成功的两大推动者。Ben Rosner 于 1967 年以现金把联合零售商店公司卖给多元零售公司,承诺只留任到年末,随后却又为我们连续十五年击出商业本垒打。 Ben 和 Phil 经营伯克希尔业务时,付出的谨慎和动力与百分之百亲自拥有企业毫无差别。无需规则强制甚至鼓励这种态度;早在我们出现以前,它便根植于两人的品格。他们的好品格成为我们的好运气。如果能继续吸引具备 Ben 和 Phil 品质的经理,各位无需担心伯克希尔未来。 沃伦·巴菲特 董事长 1983 年 3 月 3 日 感谢各位园丁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 苔藓花园 · Moss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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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3_巴菲特致股东信1981

E043_巴菲特致股东信1981

苔藓学堂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1981 年致股东信 这封信写于 1982 年 2 月 26 日。 1981 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 2.5%,却在 7 月重新陷入衰退;全年通胀仍达 10.3%,联邦基金利率一度超过 19%。经济转弱、高通胀与昂贵资金,同时压在企业身上。 在这封信里,巴菲特讨论了非控股持股收益、企业收购、通胀与高利率对股权价值的冲击,也坦率剖析了保险业困境和股东指定捐款计划。以下为信件正文…… 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各位股东: 1981 年经营收益为 3,970 万美元,相当于期初股东权益资本——证券按成本计价——的 15.2%,低于 1980 年的 17.8%。我们允许股东指定公司慈善捐款去向的新计划——后文将详细说明——使 1981 年收益减少约 90 万美元。这项计划在 1980 年尚未启动;今后是否继续,我们会根据公司每年的税务状况逐年评估,但目前预计将持续实施。 非控股持股收益 1980 年年报中,我们详细讨论了“非控股持股收益”的概念,也就是伯克希尔应占那些我们既不控制、也不施加重大影响、但仍持有重要投资的公司未分配收益。(我们很乐意向新股东或潜在股东提供那部分讨论,或本报告引用的更早年报内容。)这些未分配收益没有任何一部分计入伯克希尔的经营收益。 不过,我们相信,从总体看,这些未分配、因而未入账的收益,必将转化为伯克希尔股东可以感受到的实际价值,就像由我们控制的子公司赚得、留存并报告同等收益一样确定。 我们知道,非控股持股收益转化为伯克希尔相应的已实现或未实现资本利得,在时间上会极不规则。长期来看,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相当一致;但在任何单一年份,两者关系都可能任性地大幅摆动。市场对留存收益的认可,在不同公司之间也会很不均匀:如果收益被低效使用,认可程度会令人失望,甚至为负;如果公司用增加的资本获得高回报,市场价值增长则可能远超每一美元留存收益一美元。总体而言,只要以合理技巧选择一组非控股公司,组合结果应该相当令人满意。 从总体看,我们持有的非控股企业,其底层经济特征优于受控企业。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可选择范围宽得多。证券市场通常能以合理价格买到卓越企业的一小部分;但要把这类企业整家买下,机会非常少,而且几乎总要付出高价。 一般收购行为 我们的历史表明,无论完整拥有一家企业,还是通过可交易证券持有企业的一小部分,我们都感到自在,并持续寻找在两类资产中投入大笔资金的方法。(不过,我们尽量避免小额投入——“如果一件事根本不值得做,也就不值得把它做好。”)事实上,保险和交易印花业务的流动性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大量投资于可交易证券。 我们的收购决策以最大化真实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不是最大化管理层疆域或会计报表数字。(长期而言,重会计外观而轻经济实质的管理层,通常两者都得不到。) 无论对立即可报告收益有什么影响,我们宁愿以每股 X 的价格买入优秀企业 T 的 10%,也不愿以每股二倍 X 的价格买下 T 的 100%。大多数企业经理偏好恰好相反的做法,而且总能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不过,我们怀疑,大多数高溢价收购的真正重要动机,通常没有明说,主要是以下三项单独或共同发挥作用: 第一,无论商界还是其他领域,领导者通常都不缺少行动冲动,并且往往享受活动增加和挑战升级。对伯克希尔来说,公司脉搏跳得最快的时候,莫过于一项收购正在酝酿。 第二,大多数组织,无论企业还是其他机构,衡量自身、接受外部衡量和给经理定薪时,对规模的重视都远胜其他指标。(问一位《财富》美国 500 强经理,他的公司在著名榜单上排第几,他一定会回答按销售额规模排列的名次;至于《财富》同样认真编制的五百家公司盈利能力排名,他很可能连自家公司排在哪里都不知道。) 第三,许多管理层显然在心智容易受影响的童年时期,过度接触了这样一个故事:被困在蟾蜍身体里的英俊王子,得到美丽公主一吻后重获自由。因此,他们坚信自己的“管理之吻”会神奇改善目标公司 T 的盈利能力。 这种乐观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种玫瑰色看法,收购公司 A 的股东为什么要以二倍 X 的收购成本拥有 T,而不在市场上自己以 X 的价格直接购买? 换句话说,投资者随时可以按蟾蜍的市价买到蟾蜍。如果投资者反而出钱资助公主,让她们支付双倍价格争取亲吻蟾蜍的权利,那些吻最好真有炸药般的威力。我们见过许多吻,却只见过极少奇迹。尽管如此,许多管理界公主仍平静地相信自己未来的吻威力无穷——即使公司后院里对亲吻毫无反应的蟾蜍已经堆到齐膝深。 公平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有些收购记录确实耀眼,其中有两大类格外突出。 第一类公司,无论出于精心设计还是偶然,只收购特别适应通胀环境的企业。这种幸运企业必须具备两项特征:第一,即使产品需求停滞、产能未充分利用,也能比较轻松地提价,而不必担心市场份额或销量显著下降;第二,业务以美元计的规模大幅增长——通常更多来自通胀而非真实增长——时,只需追加少量资本。过去几十年,能力普通的经理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符合这两项测试的收购机会上,也能取得出色结果。不过,同时具备两项特征的企业极少;如今争购它们的竞争已经激烈到自我挫败。 第二类是管理界超级明星:他们既能认出藏在蟾蜍外表下的罕见王子,也具备剥去伪装的管理能力。我们向 Northwest Industries 的 Ben Heineman、Teledyne 的 Henry Singleton、National Service Industries 的 Erwin Zaban 致敬,尤其要向 Capital Cities Communications 的 Tom Murphy 致敬。他是一位真正的管理“双料冠军”:收购努力恰当地集中于第一类企业,经营才干又使他成为第二类领导者。无论亲身还是间接经验,都让我们认识到这些成就何等困难和罕见。(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些冠军近年完成的交易极少,而且经常发现,回购自身股份才是企业资本最合理的用途。) 遗憾的是,各位的董事长不符合第二类标准。尽管我们相当理解为什么经济因素要求收购集中于第一类企业,实际行动却零散且不足。我们的说教优于表现。(我们忽略了诺亚原则:预测下雨不算数,建造方舟才算。) 我们偶尔尝试以便宜价格购买蟾蜍,结果已记载在过去的报告中。显然,我们的吻毫无效果。我们买过两位王子并取得不错结果——不过买入时他们就已经是王子。至少我们的吻没有把他们变成蟾蜍。最后,我们偶尔也很成功地以蟾蜍般的价格,买到一眼就能认出的王子的一部分权益。 伯克希尔的收购目标 我们会继续寻找以合理价格完整收购企业的机会;即使被收购企业未来大体延续过去,价格也必须有经济意义。如果相当确信自己买到什么,我们完全可能为第一类企业支付颇为漂亮的价格。但在任何收购中,我们通常不会为自己“将给聚会带来的东西”支付太多,因为我们发现,自己通常带不来多少东西。 1981 年,我们一度非常接近一项重大收购,涉及一家我们非常喜欢的企业和一位我们非常欣赏的经理。然而,考虑所需资金的其他用途,最终索价会让所有者在收购后比收购前更糟。帝国会变大,臣民却会变穷。 尽管 1981 年没有成功,未来我们仍会不时有机会百分之百收购符合标准的企业。此外,我们预计偶尔会遇到第 47 页平克顿公司章节所说的重大“无表决权合伙关系”。对于这样的公司,我们欢迎建议:作为重要的小合伙人,我们既能取得良好经济结果,又能帮助现有所有者和管理层实现长期目标。 目前,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拥有优秀商业特许权、由能干诚实管理层经营的公司部分股权,最容易获得价值。我们从不期待经营这些公司,却期待从中获利。 我们预计,这些公司的未分配收益会为伯克希尔及其股东创造全部价值——实现时需纳税。如果做不到,说明我们在以下至少一项判断上犯了错误:第一,选择合作的管理层;第二,企业未来的经济特征;第三,我们支付的价格。 无论购买非控股还是控股权益,我们都犯过许多这类错误,最常见的是第二类误判。当然,要找到例子,必须深入挖掘我们的历史——有时要深到两三个月以前。例如,去年各位的董事长自愿发表了关于铝业美好未来的专家意见;此后不得不对该意见作若干小调整,合计转向大约一百八十度。 不过,出于个人及更客观的原因,对于非控股企业——即有价证券——我们通常能比受控子公司更快纠正这类错误。事实上,缺乏控制权往往反而成为经济优势。 正如去年提到,我们未入账的“持股收益”已经增长到总额超过报告经营收益,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仅 GEICO、通用食品、R.J. 雷诺兹工业公司和华盛顿邮报四项持股,我们应占其 1982 年未分配、因而未入账的收益,可能就会远超 3,500 万美元。会计规则完全忽略这些未分配收益,降低了年度股东权益回报率计算以及任何其他单年经济表现指标的效用。 企业长期表现 衡量长期经济表现时,保险子公司持有的股票按市值计价,并扣除假设未实现利得真正实现时应缴的税。如果前一节反复强调的前提正确,未报告持股收益会不规则、但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净资产。迄今确实如此。 更纯粹的计算,还会把债券和非保险业务持有的股票按市值计价。不过,公认会计原则不要求这样做,而且增加的纯粹性只会轻微改变结果。如果估值差异扩大到重大程度——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已经如此——我们会向各位报告影响。 按公认会计原则,在现任管理层执掌的十七年间,每股账面价值从 19.46 美元增至 526.02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1.1%。这一回报率未来极可能缓慢下降;但我们希望仍能显著高于美国大型企业的平均回报率。 伯克希尔 1981 年净资产增长逾一半——总增长为 1.24 亿美元,约 31%——来自单项投资 GEICO 的市场表现。全年证券市场利得总体远超底层企业价值增长。这种市场变化不会总站在令人愉快的一边。 过去的报告解释过,通胀如何让看似令人满意的长期企业表现,作为衡量所有者真实投资结果的指标变得虚幻。我们赞赏美联储主席 Volcker 的努力,也注意到各种物价指数涨幅目前有所缓和。尽管如此,我们对长期通胀趋势的看法仍像以往一样悲观。稳定的物价水平就像童贞:似乎可以保持,却无法恢复。 尽管通胀在投资方程中至关重要,我们不会再用完整陈述惩罚各位;通胀本身已经足够惩罚。(受虐爱好者可以索取过去的讨论。)然而,因为货币价值遭到无休止的破坏,我们的企业努力在填满各位钱包方面,会继续远胜填饱各位肚子。 股权的价值增量 还有一个因素,应该进一步压低各位可能残留的、对我们长期回报率的热情。投资股票之所以在经济上合理,是因为总体而言,管理和创业技能与股权资本结合运用后,能创造高于被动投资回报——固定收益证券利息——的额外收益。此外,这套理由认为,股权资本承担的风险高于被动投资形式,因此“理应”获得更高回报。股权资本带来的“价值增量”似乎天经地义、确定无疑。 但果真如此吗?几十年前,一家企业的股东权益回报率只要达到 10%,就能被归为“好企业”——投入企业的一美元,市场理应愿意给予超过一百美分的估值。当长期应税债券收益率为 5%、长期免税债券为 3% 时,一项能按 10% 回报率运用股权资本的业务,显然值得投资者支付高于投入股权资本的溢价。即使股息税与资本利得税合计,会把企业赚得的 10% 降为个人投资者手中的约 6% 至 8%,结论仍然成立。 投资市场认识到了这一事实。早先时期,美国企业对投入股权资本的平均回报约为 11%,股票整体估值远高于股权资本——账面价值——平均每一美元账面价值售价超过一百五十美分。大多数企业都是“好企业”,因为赚得远超维持资本所需的回报,也就是长期被动资金回报。股权投资总体产生的价值增量相当可观。 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但当时学到的经验很难丢弃。投资者和经理的双脚必须踏进未来,记忆和神经系统却常插在过去。投资者使用历史市盈率,或经理使用历史企业估值尺度,都比每天重新思考前提容易得多。变化缓慢时,持续重想实际上并不可取:收获很少,还会拖慢反应;但变化巨大时,保留昨天的假设代价极高。如今,经济变化速度已经令人喘不过气。 过去一年,长期应税债券收益率超过 16%,长期免税债券超过 14%。免税债券的全部回报当然直接进入个人所有者口袋。与此同时,美国企业股东权益回报率只有约 14%,而且在进入个人所有者口袋前会因纳税大幅缩水;缩水程度取决于公司股息政策和投资者适用税率。 因此,当被动投资利率处于 1981 年末的水平时,对个人所有者而言,典型美国企业已经不值每一美元一美元。(如果企业由养老金或其他免税投资者持有,计算虽然仍无吸引力,却会明显改善。)假设一名投资者处于 50% 税率档次:如果典型公司分配全部收益,投资者的收入回报相当于一张 7% 免税债券。如果条件持续——全部收益都分配,股东权益回报率维持 14%——高税率个人投资者得到的 7% 免税等价回报,就像免税债券票息一样被冻结。写作本信时,这样一张永久性 7% 免税债券,可能只值面值的五十美分。 另一方面,如果典型美国企业留存全部收益,而股东权益回报率仍保持不变,收益会每年增长 14%。如果市盈率不变,典型股票价格也会每年增长 14%。但这 14% 尚未进入股东口袋;要放进口袋,必须缴纳资本利得税,目前最高税率为 20%。算下来的净回报当然低于当前可得的被动投资税后回报。 除非被动利率下降,否则每股收益每年增长 14% 而不支付现金股息的公司,对个人股东而言在经济上是失败的。被动资本回报超过主动资本回报。这个事实令投资者和企业经理都不愉快,因此他们或许愿意忽视;但事实不会因为令人不快或被忽视而停止存在。 大多数美国企业支付相当一部分收益,因而落在上述两个例子之间。当前,大多数美国企业在经济意义上都是“坏企业”——给个人投资者带来的税后回报低于资金投向免税被动投资的回报。当然,一些高回报企业即使在当前环境下仍有吸引力;但美国股权资本总体没有给个人投资者创造价值增量。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并非因为企业在经济上跳得比以前低。事实上,它们还略微跳得更高:过去十年,股东权益回报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但被动回报这根横杆升高得快得多。遗憾的是,大多数公司只能希望横杆显著降低;几乎没有哪个行业看起来有希望大幅提高股东权益回报率。 通胀经历和预期将是影响未来横杆高度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如果长期通胀成因得到抑制,被动回报可能下降,美国股权资本的内在地位会显著改善。许多当前必须归为经济“坏企业”的公司,届时会恢复到“好企业”类别。 通胀环境还会对“坏企业”所有者施加一项尤其讽刺的惩罚。为了维持现有经营方式,这类低回报企业通常必须留存大部分收益——无论这种政策会给股东带来什么惩罚。 理性当然会要求采取相反政策。一个人如果被困在一张距到期还有许多年、收益率 5% 的债券里,不会拿债券票息再以每一美元一美元的价格购买更多 5% 债券,而市场上同类债券可能只卖四十美分。他会拿低回报债券票息——如果想再投资——寻找当前安全前提下最高的回报。好钱不会继续追逐坏钱。 对债券持有人合理的事,对股东也合理。逻辑上,一家历史上和未来都具有高股东权益回报率的公司,应留存大部分或全部收益,让股东在增加的资本上继续赚取优厚回报;反之,企业股权回报低,应支付很高比例股息,让所有者把资本导向更具吸引力的领域。(《圣经》也同意。在才干比喻中,两位高回报仆人得到百分之百收益留存的奖赏,并被鼓励扩张业务;没有收益的第三位仆人不仅被斥为“又恶又懒”,还被要求把全部资本转给表现最好者。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 但是,通胀带我们穿过镜子,进入《爱丽丝梦游仙境》颠倒的世界。价格持续上涨时,“坏企业”必须留住每一分钱。它不是因为适合作为股权资本归宿,反而正因极不适合,低回报企业才必须采取高留存政策。如果它希望未来继续像过去那样经营——大多数实体,包括企业,都这样希望——就别无选择。 因为通胀像一条巨大的企业绦虫。无论宿主是否健康,它都会预先吞掉每日必需的投资资金。不论报告利润多少——即使为零——企业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投入的美元都必须持续增加,才能勉强维持上一年实物销量。企业越不兴旺,可用养分被绦虫夺走的比例越高。 当前环境下,一家股东权益回报率为 8% 或 10% 的企业,往往没有剩余资金用于扩张、减债或支付“真实”股息。通胀绦虫会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低回报企业无力支付股息,当然经常被掩饰。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股息再投资计划,有时还带折价安排,几乎逼迫股东再投资。另一些公司向彼得发行新股,以便向保罗支付股息。务必警惕这种“股息”:只有别人承诺补回分出去的资本时,它才付得出来。) 伯克希尔继续留存收益,是出于进攻性理由,不是防御性或强制性理由。但被动回报不断提高给股权资本施加的压力,我们绝不免疫。我们仍能越过税后被动回报这根横杆——但只是勉强越过。历史上的 21% 回报——未来绝无保证——扣除当前资本利得税率后,仍略高于当前被动资金的税后回报;我们预计资本利得税率未来会大幅上升。如果企业价值增量变成负数,会有点令人难堪;但这种事可能像在其他公司一样发生在这里,原因可能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也可能是我们相对适应不良。 报告收益来源 下表列出伯克希尔报告收益的来源。伯克希尔持有蓝筹印花约 60% 股份,蓝筹印花又持有韦斯科金融公司 80% 股份。表中既列出各经营实体的总经营收益,也列出伯克希尔应占份额。各经营实体异常出售资产产生的全部重大利得和损失,都与证券交易汇总列入表格接近底部的一行,不计入经营收益。 单位:千美元 * 收购企业——即喜诗糖果、互助储蓄贷款协会和《布法罗晚报》——所产生无形资产的摊销,计入“其他”类别。 ** 伯克希尔已于 1980 年 12 月 31 日处置伊利诺伊国民银行权益。 蓝筹印花和韦斯科金融都是上市公司,各有自身报告义务。在本报告第 38 至 50 页,我们转载了两家公司主要负责人的经营报告,由他们介绍 1981 年业务。伯克希尔任何股东如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寄送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完整年报。索取蓝筹印花年报,请致函 Robert H. Bird 先生,地址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南东方大道 5801 号,邮编 90040;索取韦斯科金融年报,请致函 Jeanne Leach 女士,地址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东科罗拉多大道 315 号,邮编 91109。 正如前面指出,非控股公司的未分配收益,如今与上表详列的报告经营收益同等重要。已经分配的收益当然主要通过保险集团收益中的净投资收益进入上表。 下面列出伯克希尔在非控股企业中的按比例持股;这些企业只有已经分配的收益,也就是股息,会计入我们的收益。 成本与市值单位:千美元 (a)全部由伯克希尔或其保险子公司持有。 (b)蓝筹印花和/或韦斯科金融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所有数字均代表伯克希尔在集团更大总持股中的净权益。 受控和非控股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非常广,在这里逐项详细评论会过于冗长。更多财务资料见第 34 至 37 页的“管理层讨论”,以及第 38 至 50 页的经营报告。不过,无论受控还是非控股业务,我们最大的活动领域一直是、也几乎肯定会继续是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因此有必要评论该行业的重要变化。 保险行业状况 “预测很危险,”Sam Goldwyn 说,“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伯克希尔股东重读过去的年报、看到各位董事长对纺织前景的“先见之明”分析后,可能也得出类似结论。) 不过,预测 1982 年将成为近代历史上保险承保最糟糕的一年,毫无危险。当前定价行为与保险合同具有期限这项特征结合,已经保证了结果。 许多汽车保单每六个月定价和销售一次,许多财产保单则签三年;全部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保单期限的加权平均,可能略低于十二个月。保险保障的价格在合同期限内当然保持不变。因此,今年签订的销售合同——行业术语称“签单保费”——决定明年约一半收入,也就是“已赚保费”;另外一半由明年签订、并在当年赚取约 50% 的合同决定。盈利后果是自动的:如果定价犯错,就得在一段令人不舒服的时间里承受它。 请看下表:全行业签单保费同比增幅,以及它对当年和下一年承保盈利水平的影响。结果完全符合通胀世界中的直觉。业务量增长达到较高两位数时,当年和下一年的盈利趋势会改善;行业业务量增长很小时,无论当前水平已经多不理想,承保经历很快都会进一步恶化。 表中 Best’s 数据反映几乎整个行业的经历,包括股份制、互助制和相互保险公司。综合成本率把全部经营与损失成本和保费比较;低于 100 表示承保盈利,高于 100 表示亏损。 来源:《Best’s Aggregates and Averages》。 借用 Pogo 的话:“未来已经不再像从前。”当前定价做法预示灾难性结果,尤其如果近年行业幸运避开重大自然灾害的喘息期结束。承保经历一直在恶化,尽管运气很好,而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近年来,飓风留在海上,驾驶人减少开车;他们不会永远这么配合。 当然,货币通胀与“社会通胀”这对孪生力量也无法阻挡。所谓社会通胀,是法院和陪审团倾向把保单保障范围扩展到超过保险公司依据合同措辞和先例所预期的程度。修复财产与人的成本,以及这些修复被认定为保险公司责任的范围,都会无情上升。 即使没有任何坏运气——灾难、驾驶增加等——行业业务量也需要立即以每年至少 10% 增长,才可能把 1982 年年中自动出现的创纪录承保亏损稳定下来。(大多数承保人预计已发生损失总额每年至少增长 10%;当然,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份额低于平均。)年度保费增幅每低于 10% 均衡水平一个百分点,恶化速度就会加快。1981 年季度数据进一步说明,糟糕的承保局面正以加速度恶化。 1980 年年报中,我们讨论了摧毁许多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完整性的投资政策;这些政策迫使它们放弃承保纪律,不惜任何价格承接业务,以避免负现金流。很明显,持有大量债券、却按荒谬高价用于会计计量的保险公司,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以荒谬低价销售大量保单,让资金继续周转。这类公司必然更害怕业务量大幅下降,而不是巨额承保亏损。 遗憾的是,所有保险公司都会受到影响;你很难让自己的价格与处境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相差太大。这种压力持续不减,又在驱动保险经理争抢业务的其他动机之上增加一项:崇拜规模而非利润,以及担心放弃的市场份额永远无法夺回。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相信,几乎没有一家大型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尽管整个行业都抗议费率不足、应该高度筛选业务——真正愿意拒绝业务,直到现金流明显转负。只要没有这种意愿,价格就会持续承受巨大压力。 评论者继续谈论承保周期,通常暗示它具有规律节奏和相对稳定的盈利中点。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巨额但显然会有波动的承保亏损,将成为行业常态;未来十年最好的承保年份,与过去十年的平均年份相比也可能显得不够标准。 我们没有神奇公式让受控保险公司隔绝于不断恶化的未来。经理们,尤其 Phil Liesche、Bill Lyons、Roland Miller、Floyd Taylor 和 Milt Thornton,在逆流游泳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牺牲了大量业务量,却相对于全行业结果保持显著承保优势。伯克希尔前景仍是低业务量。我们的财务状况给予最大灵活性,这在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业极为罕见。未来某个时候,如果恐惧真的支配整个行业,财务实力可能成为价值巨大的经营资产。 我们相信,在这一领域经营的主要非控股企业 GEICO,凭借极高且不断提高的经营效率,所处位置比几乎所有其他大型保险公司都更受保护。GEICO 是一个极其重要商业理念的卓越执行者。 股东指定捐款 让股东指定公司慈善捐款接受者的新计划,得到了非凡热情的回应。介绍计划的 1981 年 10 月 14 日信函副本见第 51 至 53 页。在有资格参与的 932,206 股——实际所有者姓名出现在股东记录上的股份——中,95.6% 作出回应。即使排除与 Buffett 有关的股份,回应比例仍超过 90%。 此外,超过 3% 的股东主动写来信件或便条,除一人外全部赞成计划。无论参与程度还是评论数量,都超过我们见过的任何股东回应,即使以往公司员工和高薪专业委托书组织曾密集动员。相比之下,各位的非凡回应甚至没有公司提供回邮信封的轻微推动。这种自发行为既说明计划优秀,也说明股东优秀。 显然,公司所有者既喜欢拥有、也喜欢行使决定自身资金捐到哪里的能力。“父亲最懂”式公司治理学派会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位股东在指定表上要求伯克希尔高管——当然凭借其高人一等的智慧——替他决定与其股份对应的慈善资金去向。也没有人建议,把自己那份公司慈善资金用于匹配董事向董事自行选择慈善机构作出的捐款——这是许多大型公司日益流行、却不公开宣传的政策。 股东指定捐款合计 1,783,655 美元,分配给约 675 家慈善机构。此外,伯克希尔及子公司继续根据各经营经理在当地作出的决定,进行某些捐赠。 有些年份——十年里也许两三年——伯克希尔捐款获得的税务扣除会低于正常水平,甚至完全没有。在这些年份,我们不会实施股东指定慈善计划。其他年份,预计约在 10 月 10 日通知各位每股可指定金额;通知会附回复表,各位大约有三周作出指定。要符合资格,截至 9 月 30 日——如果该日是星期六或星期日,则截至此前星期五——各位股份必须在股东名册上登记于本人名下,或适用时登记于本人拥有的信托、公司、合伙企业或遗产名下。 1981 年计划唯一令我们失望的是,一些股东并无过错,却错过参与机会。美国财政部允许我们在没有税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实施计划的裁定,于 10 月初收到。裁定不涵盖股份登记在经纪商等代名人名下的股东,还要求所有作出指定股份的所有者向伯克希尔作出若干保证;代名持有人无法以有效形式向我们提供这些保证。 因此,我们试图迅速与所有所有者沟通——通过 10 月 14 日信函——让有意参与者能在 11 月 13 日登记日前作好准备。对于持股登记在代名人名下的股东,迅速传达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若不在登记日前重新登记股份,就不符合资格。 遗憾的是,与这些非登记股东沟通只能通过代名人。我们因此强烈敦促代名人——主要是经纪公司——迅速把信函转交真实所有者,并说明若未这样做,可能剥夺所有者一项重要利益。 我们的敦促结果,并不会增强由私人经营美国邮政署的论据。许多股东从未收到经纪商通知——一些股东看过新闻报道后告诉我们;另一些收到信函时已经太晚,无法采取行动。 一家最大的经纪公司声称为六十名客户持有股票——约占股东人数 4%——显然在收到信函约三周后才转交,导致六十人全部来不及参与。(这种懒散并未蔓延到该公司的全部部门;在迟到且毫无效果的行动后六天内,它便向伯克希尔开出了邮寄服务账单。) 我们讲述这些恐怖故事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希望参加未来指定捐款计划,请务必在 9 月 30 日前很早就把股票登记在本人名下;第二,即使不想参加、偏好继续以代名形式持股,至少把一股登记在本人名下也很明智。这样可以保证,各位与所有其他股东同时收到任何重要公司消息。 指定捐款的想法,以及许多后来证明对我们有益的想法,都由伯克希尔副董事长兼蓝筹印花董事长 Charlie Munger 提出。无论头衔如何,Charlie 和我都作为合伙人管理全部受控公司。我们享受管理合伙人的工作,程度几乎称得上罪过;也很享受各位成为我们的财务合伙人。 沃伦·巴菲特 董事长 1982 年 2 月 26 日 感谢各位园丁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 苔藓花园 · Moss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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